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中午１２点半，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结束。下午两点，李鹏在钓鱼台１８号楼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我（李景贤，曾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奉命参加。

    当我到达１８号楼时，忽然想起钱其琛外长的特别交代：上午邓戈会谈的纪要必须立即成稿，经他阅后送出会场。当宾主在会谈大厅入座时，我也不知哪来的一股“邪劲儿”，挨着钱其琛就坐了下来，把陪同团团长、卫生部长陈敏章往左侧挤了过去。陈部长见状也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我坐下后立即写出“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纪要（汇报提纲）”一行字。我大约用两三分钟便写出了第一页，然后交给右侧的钱其琛。他略为改了一下后便请人尽快送出去。我每写一页，就立即送给钱其琛审改。后来听一位知情人讲，中央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在会谈大厅外一直等着这份汇报提纲。他让司机分着送，第一页先送，之后便两三页一送，司机往返跑了４趟。这种“急处理”恐怕是很罕见的。会谈一结束，被我“蛮横挤占”位子的陈敏章部长便站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早就听说钱其琛手下的兵个个雷厉风行，今日得以亲眼相见，真乃三生有幸！”听得出来，话里透着一种真诚。我听后感到心里热呼呼的。这短短一两句话，是对我们这些“钱其琛手下的兵”最好的褒奖！（摘自《文史参考》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 李景贤口述 黄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