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我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问我在家吃几顿饭？吃两顿饭给半斤粮票，吃三顿饭就给一斤粮票。那时候，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保姆，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吃。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就做几碗米饭，一碗也不会多。菜有时还能剩下一点儿，饭则永远别指望谁能剩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父母是她的监护人）。她若不给粮票，这保姆就真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碗柜等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

    垃圾箱里，我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饼干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十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她解释说：因为她和父亲定量很低，家里客人多，有的客人吃饭不交粮票，所以粮食老亏。

    事实上，父母也确实吃不饱。多年后，我从母亲的日记中获悉，当时父亲被饿得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目眩，根本就写不了东西。因此他们指示保姆，孩子回家吃饭必须交粮票。

    在饥饿面前，亲人们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摘自《血与铁》 马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