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掌权之人都幻想拥有一些忠心无比的干部，这些马儿只知道拉车奔跑，而且绝不吃草，绝不休息，即使天天挨鞭子也是一种享受，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马儿到死还是感觉忠心不足以表达。

    在忠臣白日梦的指导下，行政体系必然希望通过宣传“忠臣式”的某些行为，从而塑造“忠臣式”的干部。所以直到今日，我们行政体系内还把带病坚持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作为宣传导向，所以“忠臣式”的干部最大特点并不是在工作方面有什么突出业绩，或是在管理的制度设计方面有什么特殊贡献，而是在私生活中失去了什么。即不是比自己做了什么，而是比自己不怕失去什么。

    在当今时代，如果行政体系如此渴望“忠臣式”文化的延续有什么问题呢？这牵扯了两个问题：一是私天下还是公天下；二是主动与被动。

    忠臣文化产生于私天下的帝王时代本无可厚非，但今天社会从《宪法》角度看，我们当然处于公天下，而公天下其实也需要无怨无悔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只能作为一种现象，不能成为宣传的导向。如果导向性的鼓励忠臣现象，只能是出现成批的伪忠臣，或者是制造出先按忠臣标准工作，后发现受骗上当而憎恨体制对立者。毕竟我们处在信息开放的时代，像驴被蒙上双眼拉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驴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信息，如果发现自己只是在转圈圈，驴的辛苦付出只能转化为极度怨恨，到时驴可能会毁掉之前自己的一切努力，甚至制造出更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曾经在本职岗位上成绩斐然的贪官和蒙着双眼拉磨的驴有很多相像之处。

    对于忠臣式文化的反思使我们尽量谨慎使用“奉献”一词，表面看“奉献”是最好的口号，所有违规违法要求都可以掩盖在“奉献”之下，但“奉献”实际是一种宗教行为，而我们的事业能不能达到宗教的特殊魅力？如果不能，或者不能对来世有个严肃的承诺，那奉献者迟早要求在现世兑现，任何政府行为的宣传“忠臣”导向文化，实际都是在透支子孙后代的信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