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朱胜文案审判中首次使用“灰色收入”一词，但“灰色收入”真正走红，可能还得“归功”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2010年，学者王小鲁“引爆”了一个公众长期感受却难以具体化的信息。他采取恩格尔系数法、分组比较法、模型分析法等分析法研究后认为，2008年是5.4万亿元，是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7.87万亿元的30%。而且，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增长速度。

    不过，对于2008年5.4万亿元灰色收入的这个庞大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两度载文，对王小鲁的研究结论予以反驳。

    对这几篇反驳文章，王小鲁除了从分析方法的“技术”角度逐一驳回外，还特别从资金流量表、购车、购房、出境旅游等多方面予以有力反证。如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3万亿元，而资金流量表数据却显示，住户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8.2万亿元，“缺口”高达5.2万亿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只有1.57万元，其中10%的最高家庭人均收入也只有4.36万元。以这样的人均收入，是如何支撑当年2万多亿元商品住宅销售的？同样是在2008年，中国私人小汽车增加560万辆，这巨大成本，又怎是阳光收入所能支撑的，唯一能够解释的便是，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庞大的灰色收入。

    在《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一书中，王小鲁对“灰色收入”作了两条界定：一是现实生活中有些收入，由于在制度上或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处在合法与非法的中间地带；二是某些怀疑为非法收入，在来源不明而不能认定其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作为灰色收入来看待。并由此认为，灰色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围绕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

    灰色收入存在的三大严重后患：首先会导致收入差异的存在，其次为权力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三则会成为各单位竞相逃税的“半合法化机制”。

    无论如何，王小鲁让灰色收入进入了正式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掀开灰色收入的神秘盖头，想必为期不会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