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了！”他一边说一边拍手，然后举拳过头顶，嘴里喊“五、四、三、二、一”，每喊一下，就把拳头挥动一下。刚开始只有他自己喊，接下来就有人随着，喊到“一”的时候差不多就没人说话了。

    这奇怪的一幕，出现在一本书的开头，书名叫《可操作的民主》。  

    没一个“说话算”的人

    这是一个普通的村落。一栋三层的水泥小楼立在对面，就是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南塘兴农合作社”了。它拥有2000名社员，一个“理事会”，一个“监事会”。

    只有在那张会议桌前坐下来，才能发现这里诡秘的现象：找不到一个“说话算”的人。

    这里的客人说话不算。贵州人徐昌强被一个支农NGO派来学习。合作社开会讨论如何激励老年社员生产绿色鸡蛋，轮到徐昌强，他直接谈起技术：“这个鸡呢，首先要注意的是防病……”“小徐，一事一议。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议。”刚说两句就被合作社的理事长杨云标打断。

    资历最老的人说话不算。82岁的退休银行职员唐金铎是合作社年龄最大的理事。“每个人都得有发言机会，最后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位老人还不时吐出几个奇特的名词：动议、议题、表决……

    最有钱的人说话也不算。合作社最大的股东是退休中学校长时永林，在资金互助小组80万元的固定股本中，他一个人占10万元。合作社封给他的头衔是“参议长”，但没有特权。

    原先说话算的人，到这里也要改改脾气。唐治和以前是肉商，“我的生意伙伴都必须听我的”。杨云标经常打断他：“老唐，今天每人只有两分钟发言时间，你省着点。”

    创建合作社，担任理事长至今，又主持大部分会议的杨云标自己说话也不算。“主持人也只有一票。”他笑眯眯地说。  

    一言堂还是一盘沙？

    杨云标1998年大学毕业回家，成了附近农民上门求助的对象。2001年，他成立了“农民维权协会”，后来“农民维权协会”进化为南塘兴农合作社。然而，从“开会”这种日常活动上，杨云标就感到难：有人跑题，有人拿陈年旧怨相互攻击，有人不懂让步。谁说话声大，谁就占据主动；谁内向，谁的利益就往往被忽视……

    不断有人受不了这种一盘散沙的乱象，当面对他嚷：“就是因为你杨云标不敢干，才搞成这样。你要是当头，我们都跟着你……”

    杨云标拒绝“当头”。多年当头维权的经历，给他更多担心：“总是一个人说话算，集体对这个人就会形成依赖、崇拜；这个人本身也会开始膨胀、独裁。”

    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推着他向两个方向走：要么一盘散沙，要么一言堂。  

    “萝卜白菜，开会顺利”

    转折出现在2008年5月。通过女作家寇延丁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负责人刘湘波，杨云标认识了从美国回来的袁天鹏。在袁天鹏念本科的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们开会跟养育他们的农民没有多大区别。袁天鹏这个学生会主席经常想“民主一把”，结果会议往往开成马拉松。在他读硕士的阿拉斯加大学，他得到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十年之后，他成为了这本书第十版的中文翻译者。

    2008年10月起，袁天鹏来到杨云标的合作社，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培训。经过听讲、发言、争吵、解答，农民们顺嘴把罗伯特议事规则变成了“萝卜白菜规则”，编成了一首歌：

    “举手发言，一事一议；，面向主持，免得生气；限时限次，公平合理；立马打断，不许跑题；主持叫停，得要服气；正反轮流，皆大欢喜；首先表态，再说道理；依事论事，不许攻击；话都说完，再说决议；先正后反，弃权没戏；多数通过，平局没过；萝卜白菜，开会顺利！”  

    民主做不到“最好”

    三年后的今天，“一盘散沙”、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只是，商讨出的结果，往往与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都不一样。

    几乎每件事情的讨论，都是一个博弈的过程。酒厂的一次争吵就是如此。约三分之二的人想把酒配上近10块钱的包装，一斤一瓶卖50元，这样看着档次高些，可以提高销量。另一部分股东兼消费者则要求直接卖散装酒，26元一斤：就是乡亲喝的，要那么多包装干啥？最后合作社决定：一部分酒打上包装，卖给想要待客的家庭；另一部分酒则散着卖。

    “这不成了和稀泥吗？”有人质疑。袁天鹏解释说：民主做不到“最好”，只能起一个协调作用。

    但杨云标已感觉到，几年前开会时那股官僚气息，已经减轻了许多。如今的合作社开会，人人都习惯“晚一步”，彬彬有礼地让其他人发言，再也不是从前那种“先下手为强”、“谁嗓门大谁有理”的状态了。他理解：民主的本质是博弈，如同辩论。既然要辩论，先知道对方的论点，肯定会更有利一些。

    （摘自《南方都市报》5.9 冯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