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分析，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偶然的。他说，战略上，清朝国力不小，以逸待劳，民心在我云云。但从史料中记载的战争进程来看，这些论断，未必站得住脚。

    “以逸待劳”是错觉

    首先，他所谓的国力不外是人多、兵多。民间百姓都知道，人多作乱，鸡多不下蛋。一国的国力，包括硬件（工业与船炮）和软件（制度与文化）两方面，且这一切有效的整合起来才构成力量，以清政府当时的条件，啥也构不成！

    其次，他所谓的以逸待劳，就是英国大老远的跑过来了，而我们是本土作战。阎先生没有考虑到，中国士兵的两条腿，怎么能赛得过英国的轮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沿海兵丁远远不够用，清政府主要是从内地调兵增援东南战事。诸多省份，少者调兵500人，多者调兵7000多，整个战争期间动用总兵力大约10万，而内地调往沿海的大约5万，也就是一半左右。这一半兵力的调兵速度，据茅海建先生推算：邻省约30至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

    相形之下，倒是英国反客为主了，英国军舰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需60天；从印度开过来，需30至40天；从英国本土开过来，也就是4个月。所以，清军远远谈不上以逸待劳，而是从内地到沿海，反复折腾。

    “民心在我”实隔膜

    至于所谓的民心在我，更是阎教授自作多情。清政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众与政府不但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反，清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把人民当作了终极敌人，而人民再傻，也知道朝廷毕竟是朝廷，一家一姓的江山，于我何干？这种隔膜甚至敌我关系，早在16世纪就被西方殖民者发现了。

    这一点英国殖民者也明白，所以政府的训令中，专门指示他们不要与中国民众为敌。事实上，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沿海百姓经常平静地围观自己的朝廷与外夷作战，用现在的流行语，百姓都是路过打酱油呢。

    《昨天——鸦片战争纪实》一书的作者麦天枢对此评论说：“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给人的感觉，整个鸦片战争，英军步步胜利，大半功劳都得记在中国汉奸的身上！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组织战事时，给道光皇帝的折子中也重点谈到了汉奸问题：“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来”；最可恶的是，“每逢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道光朱批曰：“愤恨何堪，笔难宣述！”

    宏观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扬威将军奕经的幕僚臧纡青曾建议曰：从山东、河南招丁壮万人，从本地招丁壮两万，让他们分伏宁波、镇海与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各地士绅领团勇伏于城内，大军伏舟港口，声东击西，内外交逼，英夷必败。奕经报上去了。但清政府没采纳。与此同时林则徐提出的战术是：“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林公与臧纡青一个意思，只不过他比臧纡青还多一个意思，那就是利用民力抗夷。清政府采用了，但收效不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臣蒋琦龄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请幸太原疏》：“我众彼寡，则分军为三四，仿古人更休叠战之法，或扰之不听其休，或环攻以分其力，我败有援，贼死无继。”他说，北京的“妇孺皆有激昂思奋之意，岂行间遂全无同仇敌忾之心？”他的意思是，国军完全可以“人海战术”了，但他没有建议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实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最大乃最终的敌人，所以清政府的国防思想乃是防民甚于防寇，动员民众，清政府不敢。

    （摘自《文史参考》第12期 端木赐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