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溃败似乎已经成为常见现象。尽管有人试图论证这仅是特例，但更多人通过自己的耳濡目染来判断真实的道德状况。而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溃败”说，易中天教授的“道德沙尘暴”说，郑永年教授的“道德解体”说，以及媒体举办的关于“道德现状”的讨论节目，都反映出学界和媒体对中国道德前景的重大担忧。

    道德溃败与市场经济关系几何

    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现象？根据央视等媒体的报道，从问题牛奶到问题胶囊——每一起食品药品事件的背后都有一批贪婪而丧失底线的企业。从这看起来，似乎是市场经济和逐利行为败坏了道德风尚，威胁了食品药品安全。不少人认为，道德溃败的根源正是市场经济对人的自利与贪婪的激发。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马克思对资本逐利的经典引述：“有50％的利润，它（资本）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那么，市场经济是否真的容易导致道德溃败呢？恐怕未必如此。如果说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那么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道德溃败就应该越严重。如果以自由市场制度和人均收入高低来衡量市场经济的水平，北美和欧洲无疑要高于中国。然而，很多在这些地区有过长期生活经历的人都认为，这些国家并不存在道德溃败现象。腐败现象非常罕见，企业丑闻更少发生，食品药品更安全，多数行业的从业者更加注重职业操守，人与人之间更讲究互相尊重和文明礼仪。可见市场经济本身并非道德溃败的根源。

    市场经济或可塑造道德风尚

    不仅如此，市场经济有可能鼓励优良的道德风尚。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木匠、泥瓦匠、裁缝等都是最早市场化的工种。笔者幼年时曾亲耳听到这些领域的老师傅们训诫自己的徒弟：做人要老老实实，做事要尽心尽职，做工要精益求精，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生意不断的手艺人。而在前现代的中国，一个个百年老字号的背后都是经营者对于品质的严格要求和对于职业伦理的恪守。

    西方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经验亦能说明同样的道理。英国老牌珠宝企业戈尔德斯密斯始创于1778年，作为一个珠宝企业能够持续经营234年，无疑是恪守了最严格的道德准则。借助竞争机制，市场经济会奖励那些拥有美德和品格的企业。

    同样，拥有美德和品格的个人也会得到“市场先生”的垂青。在组织内部，什么样的员工拥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能力出众且人品可靠的员工。除了才干以外，企业同时根据人品来遴选人才，甚至品格的标准要高于才干的标准。企业的这种标准和实践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的道德风尚。对多数人来说，既然诚如美国国父华盛顿所言——“诚实是最好的策略”，那还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冒风险呢？

    探寻道德溃败的真正原因

    既然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溃败，甚至可能鼓励美德与品格，那么如何解释目前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呢？ 

    首先，道德风尚会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响。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导致道德溃败，而是不讲规则的市场经济、处处都讲“潜规则”的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如果一个制售假药的企业可以逃避严厉的惩罚，企业主不会因此倾家荡产或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通过关系和贿赂还能继续经营，客观上就是树立了“坏孩子”的榜样。长期来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道德。

    其次，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容易导致寻租泛滥。对那些通过贿赂就能获得巨额订单的企业来说，他们的主要经营策略就是寻租。最近的“刘志军案”、“丁书苗案”都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企业主对公平竞争、提高质量、创新技术和改善效率通常并无多少兴趣，其经营关键就是“与政治联姻”。如果这些做法大行其道，美德不仅无法获得竞争优势，甚至还难以立足。正如美国著名腐败研究学者艾克曼所说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是基本的生存策略”。

    再次，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在我们已经公开披露的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一桌的宴请中，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如果在官场奢侈作风被认为是身份显赫的象征，那么要在民间社会塑造节俭与审慎的美德看来难度很大。

    此外，如果政治权力能量巨大且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运作，就更容易塑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氛围，而不是一种自由、平等和协商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上级更容易变得独断专行和高高在上，他们往往热衷于是否令人敬畏；下级更容易变得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他们往往热衷于博得上级的欢心。这种官场风尚一旦形成，往往会快速传染。这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公民道德背道而驰。

    市场经济固然会影响一国的道德状况，但其影响未必就是负面的。相反，市场经济完全有可能与美德共存。与市场相比，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对道德风尚的影响更大。

    （摘自《经济观察报》7.11 包刚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