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难题，今天困扰中国。上自政府，下到80后，莫不为之烦恼。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其中一个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在中国的史家中，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在《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几个大商贾，后来史家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食货志》，但几乎已经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一代不如一代。

    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这就奇怪了。既然农田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会吃大亏？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这也可以被看成是“理财建议”，他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中国的房价不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吗？民众的烦恼不正是因此而生吗？历史学家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守住财富为目的。”李先生写这段文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半个世纪过去了，规律还是规律。

    人们肯定还会问，为什么大家从高赢利的工商业赚了钱，偏偏要再转投到低赢利的土地中呢？因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所以早早就把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化。早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归国营化，那时候，欧洲的铁器还没有普及，美洲还在猎人头玩。从此以后，秦汉唐宋明清民国，只要是能赚钱的工商业，国家无不收归国营，从盐铁，到茶酒，到漕运，到对外贸易，到矿山铁路等等。

    当国家把工商业控制住后，私人资本在其中的角色就很微妙了，人人都知道那里的钱比农业多，可是谁也不敢往大了玩，因为千年以来的教训告诉大家，你搞得稍微大一点，一定会惹出麻烦，甚至招来灭顶之灾。正因此，司马迁的第三段话就如幽灵般的出现了：大凡在工商业中赚了钱的，马上转身去购买土地，是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在几千年来的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

    而现在中国房价为什么高？除了城市化运动、地方财政被土地捆绑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近年以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汹涌进地产业，企业家阶层因产业环境困惑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房产税的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解决之道何在？那就是以市场化的改革，活跃工商业经济，让工商资本留在工商领域。  （摘自《东方企业家》 吴晓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