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交部翻译室的“翻译国家队”成员，施燕华、张维为、高志凯等只要回忆起曾经陪同过的领导人，便眉飞色舞。

    张维为觉得，现在的翻译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比起邓小平那代领导人，现在的“领导人讲话规范得多”。“邓小平和李先念这样的领导人会见外宾，都没有讲话稿”，因而在事先准备之外，现场的判断很重要。

    事实上，即使事先有所准备，领导人各具特色的乡音，还是常让翻译们“犯迷糊”。

    “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就很难听懂。而李先念的湖北红安话，差点令施燕华出洋相。”张维为说。

    一次，李先念在接待外宾时，说到了日本。他的口音里，“日”和“二”的读音相近。施燕华当时刚刚看过内部放映的日本电影 《山本五十六》，以为“二本”也是个日本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的名字。但是听着听着，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说的是“日本”。

    即便是邓小平的“四川普通话”施燕华认为已是非常好懂的了，也不免有听力盲点：在四川话里，四、十不分，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施燕华一般用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邓小平）就会说‘不对，是十’。”

    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尬。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到“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连不上，张维为一时愣了。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是“失误”。

    朱彤曾做过江泽民、李鹏的随行翻译，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每每谈到三峡工程，其中涉及的发电量常常用千瓦作为计量单位，而国际通用单位则是兆瓦。朱彤就常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道心算题，换算成兆瓦计数后，再译成英文。

    另一次，李鹏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使用“万担”作为单位。这次，朱彤可不像换算“千瓦”那样游刃有余了，而李鹏看看愣住了的朱彤，提起笔自己换算了起来。朱彤的同事张建敏还因为翻译中的不准确，被严谨的朱镕基“抢白”。那是朱镕基在新加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朱镕基回答：“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告诉法院，由他们处理。”张建敏将此句译为“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话音未落，就被朱镕基纠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They are independent（我不能指示法院，他们是独立办案的）”。

    (摘自《文史博览》2011年第12期 薛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