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结婚时正值战争年代，得过且过，婚事简办。新房里必不可少的一张床，还是我父亲用过多年的旧铁床，两侧床架铁管上油漆脱落、锈迹斑斑。我铲去锈斑，涂上几两散装漆，旧床翻新，成了新房里一件像样的家具。后来床上多了个孩子，床架又有了锈斑，我也没工夫去打理它了。不料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张睡过我家三代人的旧铁床却招来了一场风波。

    那时社会上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凡是带铁的东西都被搜罗一空，石库门上的铁环，弄堂口的铁门，还有晒台上晾衣服用的铁架等，都被拆下来投进“炼钢炉”。

    炼钢炉的肚子是永远填不饱的，公用场所带铁的东西被拆光后，就转向居民家里。有一天，3个里弄干部来到我家，动员我把这张铁床卖给废品收购站，以支援大炼钢铁。我表示为难，因为家里只有这张铁床，卖掉了全家人怎么睡？不料，一个年轻干部竟不屑一顾地说：“这有什么难处，把棕棚放在地板上不照样能睡！”听了这般不近人情之言，我一时竟答不上话来。倒是一个有些岁数的女干部，觉得这样说确实不妥当，就开导我说：“办法总是有的，可以去买两条长板凳来替代床架子。只要把棕棚往上一搁，不就是一张床了？”

    那年头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供应紧张，木制品更是稀缺物资。别说要买两条新的长板凳，就连废旧木料都当作宝贝，居民生煤球炉用的“引火柴”，都要凭户口本去指定的专业商店按人口限量供应，想多买一小块都不行。这自然成了我拒绝卖掉铁床的理由。于是，这位女干部又出了一个主意，叫我向居民委员会打一份书面报告，说明要买板凳的理由，经居民委员会审核盖章后，按“特殊照顾”就能买到板凳。

    她说的办法虽然管用，可这张铁床除了两根三角铁有些分量，两侧床架全是薄铁皮管子，当废铁论斤卖给回收站也不值几个钱。将铁床换成板凳还要赔钱，我于是回绝不卖。他们见我如此坚决，看来一时谈不成，叫我好好“思想斗争”一番，过几天再来听回音。

    几天后，他们原班人马再次登门，我还是一句话：“不卖！”他们知道这场戏唱不下去了，却奈何我不得，只好板着脸悻悻而去。这张铁床历经风波终于保存下来，又用了多年。

    后来我生活改善了，就买了一张新式木床，替换了这张旧铁床。一天，我小舅子说孩子大了想添一张床，我就把铁床送给了他。至今又是几十年过去了，这张铁床可能真的回炉熔化了。    

    （摘自《上海滩》第3期 洪光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