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的这句话常被人引述。但是，对这句话具体涵义的理解常有许多不同，甚至存在一些曲解，有必要进行一番辨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孔子的原意。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朱熹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君子尽管不苟同他人的观点，但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小人尽管附和、盲从他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然而，一些人在加以引述时，出现了某种过度阐释或者说明显曲解的情况。

    曲解之一，对“不同”的性质不加区分，似乎无论什么样的“不同”都不影响保持“和”的关系。许多人都忽略了另一种“不同”，即异质的、对抗性的不同，而这类“不同”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如果无视异质“不同”的存在，一味幻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实践上肯定是有害的。 

    曲解之二，似乎“和”是不需要原则的。孔子所说的“和”，是在遵循礼制基础上的协调，是有原则的。做人须有原则，须明辨是非，是孔子的一贯主张，也适用于对“和”的把握。当然，就人伦关系而言，封建社会基于礼制之“和”与现代社会基于人人平等之“和”是有质的区别的。但无论如何，“和而不同”的“和”，其涵义中是应当包含着符合公理、道义的原则的。 

    曲解之三，有意无意地把“同”与“和”对立起来。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似乎是将“和”专属于“君子”，而将“同”专属于“小人”，这很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误解，认为“和”与“同”是相对立的。事实上，“同”也不是与“和”毫无关系的。如果说“和”需要某种“不同”因素的话，同时也需要“同”的因素，而况且许多事物都是“异中有同”的。“同”并不可怕，孔子本人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可以说，“同”是“和”的必要条件之一。就人际关系而言，如果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要达到“和”是很难的。孔子所反对的“同”，仅仅是指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因此，将“同”与“和”简单对立起来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摘自《人民日报》7.5 边家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