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情并不是人越多就办得越好，所以有“人多盖塌了房”的民谚。但是后来的传统却是任何事情都要“全民”，非如此不足以形成浩大的声威。声威一壮，即使没有成效，也具备了“烈火烹油”的模样，看起来好看，说起来好听。 

    我第一次遇到“全民”，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家都游行，喊口号，搞捐献。后来，“全民”越来越多。不光政治运动闹点“全民”，科学问题也来“全民”。

    习惯势力之可怕，就在它无可理喻。“全民”惯了，遇事就会左顾右盼。看到一个地方做了什么，自然就会群起而效法之，生怕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某大城市有个大广场，所有小市小县也竞相效法，还定要超前。中央部委盖起了豪华办公楼，各省市也不甘落后，就像当年“放卫星”，一个赛似一个，恨不得像天安门一样雄伟，布达拉宫一样壮观。开发区、步行街、大喷泉、水幕电影、农民别墅……动不动就遍地开花。运动不搞了，思维未变样。

    思维未变的并不仅是官员。动辄“全民”的思维，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遗传。中国人的眼睛老是盯着别人。尽管这几年“个性化”喊得很凶，骨子里依旧是“一律化”。人人抱猫，家家养狗，马路伢子打台球，大街小巷呼啦圈，亿万人民大炒股，一波一波，前浪后浪，每一次都声势浩大，令人望而生疑，望而生畏。或曰：这是没有选择的机会。诚然。但人家干什么咱也干什么，人家有什么咱也要有什么的思维惯性，早已是几十年间养成的了。 

    养猫养狗之类的“全民化”倒还不太可怕，新鲜劲儿一过，自会有人出局。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种思维和行动惯性，遇到一定气候，会成为政治投机者可资利用的思想土壤。先前那些让过来人痛心疾首、令共和国元气大丧的瞎折腾，有此土壤未必不会卷土重来。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