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底层沦陷和上层逃离并存的现象。《三联生活周刊》曾引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说：印度上层阶级追求的就是让自己远离印度。

    “上层远离”现象不仅在印度，福布斯中文网一篇文章称，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中国的富有人群和知识分子把移居海外作为自己的人生向往。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很多民营企业家表示还是在中国市场赚钱最容易。但是一考虑财产和人身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移民海外。

    为什么权力庇护下的资本却没有安全感？一考虑到财产和人身需要就要选择移民海外？这是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条件下，由于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使社会必然滑向权力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陷阱而无法自拔。更何况，官员任期的短暂性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短期行为和政策的多变性更加令人眼花瞭乱，凭借权力，可以一夜之间鸡犬升天；也因为权力的虎视眈眈，你可能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坠入赤贫。

    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响和忠贞：响应公司、组织和国度的败落》的作品。依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败的首要缘故在于失掉组织成员的“忠实”。因而要阻止组织的苍老，必须保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贞”。一是组织为其成员供给中意的效劳，二是准许组织成员发布“声响”，批判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善其效劳。但万一这两点不能得到满足，那么组织成员就会挑选“退出”。一旦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败落将变得不可防止。

    简单说来，眼前展现的知识“退出”潮反映出一个很主要的信号，即人们对“声响”机制的效用丧失了信心。财产的“退出”也有近乎同样的背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柄者所盯上。一旦被权柄所盯上，再多的财产也是无力抵御的。权柄者时常可以用各种方式把财富拥有者弄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柄者不作为，过头“亲商”，和资本一体，形成了收入差别过高，社会高度瓦解，结局是仇富心理盛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觉得不安全。两种情形下，财富拥有者也大多会作“退出”的抉择。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阶层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耐发布“声响”的两个集体，一旦这两个团体抉择“退出”，变革必定缺少动力。那么，中国还能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