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年以其才情横溢、大气磅礴的诗篇震撼文坛，被称为“最能代表五四狂飙精神”的诗人，建国后却写下了一大批风骨尽失、简直不堪入目的诗文为世人所诟病。那么，在献媚、保身、求利之外，郭氏在炮制这类文字的时候，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动机呢？

    著名作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大学同学，在其回忆录《岁月与性情》里，周国平提到了当年的这样一件旧事：某日，周到郭家，闲聊中周国平有意问郭沫若，有人把毛主席的两句诗“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注解为“表达了毛主席对资本主义虽然发展得早、但必将被社会主义超过的坚定信心”，您认为如何？郭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也太牵强了吧？”于是周抖开“包袱”：“这正是郭老您写的注解呀！”郭沫若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这件旧事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首先，官居高位的晚年郭沫若依然保持着正常的艺术直觉，“牵强”与否，一眼看破，绝未像当时某些人一样“政治化”得成了个糊涂虫；其次，他的文字当然纯属阿谀拍马，但并未倾注心力，以至于想不起某话是出于自己之口，并非挖空心思卖力讨好；第三，郭沫若“入套”后的反应不是窘迫难堪、恼羞成怒，或者强词夺理、维护体面，而是“哈哈大笑”，足见其对自己的行为早有思考和判定，被人当面给个“不好看”不但在他意料之中，并且心中已怀有可对此不予介意的有力理由——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被奴化到了骨子里、完全失去了自我的人。(摘自《人民文摘》 谢轶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