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整个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战史的人士都会注意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在整个甲午战争历次海战中的表现不仅大失水准，而且，相当一部分高级将领及士兵在被日本海陆军包围以后，选择了“吞食鸦片”的自杀方式，作为对国家的一个最终交代。  

    力竭而战败，选择自裁，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极为英勇悲壮的行为。但是，靠过量吞食鸦片的方式自杀，多少让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别扭感觉。

    能够想到用鸦片自裁，一定是对鸦片的属性极为熟悉。否则，对于一个根本不熟悉鸦片的人来说，即使让他想破了天，恐怕也不会想到这样的自裁办法。在曾担任“广甲”舰管轮的卢毓英所写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日本人从陆上和海上包围了威海卫军港之后，卢毓英和“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因为害怕军港一旦被日本人占领而受辱，赶紧匆忙上岸，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了二钱烟土，准备到时以此物自裁。但是，当两个人把烟土买了回来之后，眼看着馋人的烟土，两人旋即又改变了注意，决定还是先把烟土抽掉再说。于是，哪管什么覆灭在即，两人就这么做起“活神仙”来。像这样一支高级将领中满是“瘾君子”的舰队，即令是舰船等硬件再先进，一旦遇到日本这样强大的对手，就只能在威海卫军港束手投降。

    从北洋海军的一些将领“自杀成癖”的现象，衍生出来的一个更为深层的话题就是，中国文化对待这一类敢于自裁的历史人物的宽容态度。由于我们的文化特别看重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因此，只要人不怕死，就最有可能成为“忠臣”和“烈士”，获得后人的旌表和赞扬。而一旦真的“殉节”，则这个人在生前究竟为国家做了哪些有价值的事情等等，也就一律成了次要的问题，即使有些不利的负面信息，也因为要“为死者讳”的惯例，而统统地被打入冷宫不再提及了。在这种文化定势之下，“平时袖手谈心性，战时一死报君恩”，就成了一些饱食终日的士大夫最为擅长的拿手好戏。因此，每当国破家亡之际，必然是一个“自杀殉节”的高峰期，跳河的、上吊的、吞金的、碰壁的，花样百出，林林总总，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唯独缺少的是那些迎难而上，拼命硬干，以一人之力而力挽狂澜者。这种“一死遮百丑”的奇怪的历史观真是令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