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其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在1983年9月“严打”期间，以“流氓罪”被枪决了。

    对于唏嘘往事，赵力平非常释然，“想得很开”。

    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我担任组织科科长。1957年，干部支援文教系统，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一直做了17年。

    那时候组织上让你上哪，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让你去你就去。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也不敢要求调动。我想调也不敢说。我爱人在北京，我在天津，这么来回跑，很辛苦。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

    1950年，我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我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双方已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为他取名“和平”。和平刚8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我们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1972年，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在家休养。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赶回家，他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朱琦走时，只有50多岁。

    最小的儿子被执行死刑

    1983年“严打”期间，天津一天内处决了82人，国华就在里面。国华1957年出生，出事时才25岁。他不是什么天津人民银行的行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

    国华不爱说，不怎么出去，他喜欢画图，制作写字台、单人床，像个“小木匠”。家里也不像人传的那样，地上有地毯，桌上有电视机，都没买。

    当时的形势是“严打快打”。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肯定不会难为他，国华被推到最前面，结果其余人被放，最年轻的国华被枪毙。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有很多不实的传言，比如说：“邓小平找康克清谈话了，做她的思想工作。”“康克清很气愤，说‘这是在朱老总头上动刀子！’”“康克清去天津了解情况，想给孙子减刑。”

    其实，康妈妈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有人说，康妈妈在饭桌上对着孙子们发火：“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爷爷有话在先，你们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这话我也没听过。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15期 赵力平口述 周海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