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思想解冻伊始，一部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长篇报告文学横空出世，书中的国民党军官，是沦为共产党战俘的一群人，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想象，拓宽了大家思维的疆域。不少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国民党军官也有灵魂，有信念，有哀乐，且还有智慧和尊严，而他们还有不可磨灭的抗日功绩。思想解放的进程因而翻开了重要的一页。

    舅父邱行湘带来新题材

    1977年，考入内江师专中文系就读的30岁学生黄济人，开始写一些知青题材的作品。8年知青生活，其间还当了3年半生产队队长，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可是，越来越多的同类型作品出现，让他觉得非常被动——跟在别人后头写，又不见得能超过，不是个办法。就在苦恼之时，幸运之神眷顾了他，一个从未有人碰过的题材从天而降。

    1978年5月，黄济人的父亲黄剑夫（曾任国民党16军副军长，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官，“文革”死在狱中）获平反，召开追悼会，黄济人的亲舅父邱行湘（曾任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师长，1959年首批特赦战犯）从南京来到重庆。在渝期间，邱行湘给他讲了许多发生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功德林的故事，他感到非常陌生和新奇，一个念头也自然浮现出来：写一本讲述国民党战犯如何被改造的书。

    背着一袋馒头采访战俘

    1978年暑假，黄济人向家里要了仅够路费的钱，带着舅父的介绍信出发了。他背一个军用挎包，装着两包榨菜和在学校食堂买的20个馒头。黄济人这一趟去了南京、北京和上海，找到二三十个当年的战俘，其中包括很重要的几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杜聿明、黄维、沈醉、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

    但是，黄济人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时，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他。特别是黄维，他告诉黄济人：你不要写，新旧社会，文人都是御用文人，为统治阶级唱赞歌很无聊；我们都是战败了的人，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要写，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我们感情上很难接受。

    当黄维知道黄剑夫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之后，还向黄济人鞠躬致歉：是我们没有打好仗，让你们吃苦。又建议他：你的肩膀长得还宽，最好去当个木匠。

    虽然没有积极支持，但他们也没有拒绝黄济人，把他当侄儿一般接待、聊天，需要什么资料就给他提供，只是心里面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能写出符合他们本意的文章来。

    半年写出25万字

    带着丰富的采访资料，黄济人在暑假后回到师专，开始了写作，并赶在1979年春天学校安排实习之前，完成了全部内容，约二十五万字，取名《功德林》。他感到自己写的是国民党战犯改造，但并没有从公安部这边去查找资料，一定会牵涉很多政策问题。“如此重大的事，岂容得一个内江师专的学生在那里品头论足？我觉得必须首先接受公安部的审稿。”谈到当时的想法，黄济人这样说。

    于是，黄济人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写这个题材的原因，夹在厚厚的稿子中，一同挂号寄出。收信人一栏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同志收”，寄信人一栏写着“内江师专中文系黄济人”。

    如今回想起来，黄济人认为这个做法“很幼稚”：“第一，公安部不是编辑部，没有看稿的义务；第二，收信人不是个人，而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单位，这种情况下信件很容易丢失，我没有留底稿，一旦丢失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公安部三位副部长共同接见

    没料到的，是一切竟然如此顺利。

    15天后，公安部回信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稿件，几位领导同志都传阅了，希望你能到北京改稿。黄济人到北京后，得到了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部长席国光、副部长李广祥、13局局长姚伦的共同接见，这才逐渐明白了公安部对他的稿子如此看重的原因。

    原来，1975年3月，中共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前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段克文被释放后去了美国，1978年出了一本叫《战犯自述》的书，书中提到中共在狱中通过种种酷刑虐待战俘，影响很大。

    公安部得到这本书后，非常愤怒，认为段克文不分历史阶段，只字不提“文革”之前的和平改造，是污蔑。他们于是把参与过战犯改造的负责人组成写作班子，准备就《战犯自述》进行逐条批驳。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黄济人的书稿寄到了公安部。“用凌部长的话说，天上掉下你这么一个稿子，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黄济人回忆凌云当时说：“你不是在批驳，而是把事实写出来；你的身份又很好，不是中共的人，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后代；不是在讲理论，而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很好看。”

    四位领导拿出笔记本，上面记了一些给黄济人的修改意见。据黄济人回忆，“他们首先提出标题要改，北京人都知道功德林是关战犯的地方，认为这本书不要搞灰蒙蒙的色彩，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取名；其次觉得内容还需要充实，像写到战犯三次给毛主席写了感恩信，这三封信的原件都在公安部，可以补充进去。公安部专门有人给我准备需要的资料。”

    另一件能说明公安部对这本书重视程度的事情是，为了让黄济人安心改稿，除了安排他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书外，居然在北京垂杨柳给他分了一套新房。

    杜聿明的题字被放在扉页

    1980年9月，黄济人的稿件开始在《时代的报告》上连载，总标题改成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是黄济人根据一本名叫《将军没有死在病床上》的外国书名联想而来。连载期间，不少报纸找上门来，请求授权转载，有几家出版社也希望能出书。黄济人想到是军事题材，最后把版权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前，黄济人请杜聿明为封面题字，杜聿明欣然答应。

    不过，杜聿明虽然题了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可不答应，认为隶属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出版社，很难接受一位在淮海战役中释放毒气的战犯的题字。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吴振录从中协调。最终，1982年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单行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杜聿明的字被放在扉页。

    作者黄济人因这本书而“成功”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出版后，引起轰动。1982年出版时，正好赶上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提出。黄维对此就感慨：“你看，共产党多英明，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出！”——其实是歪打正着。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1983年获全国首届军事文学奖，1984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88年获郭沫若文学奖，再版了七八次，总销量估计上百万册。

    因为这本书的成功，黄济人在1983年加入了作协（按惯例，加入作协需要出版两本书），也避免了回内江师专接受分配的命运。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干了一段时间后，他被分到重庆文联任专业作家，1989年任重庆市作协主席至今。

    （摘自《重庆晚报》 李藜 刘帆洲 张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