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始终走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后来一个县一所，一个公社一所。河南省登封县一个乡6个月就宣称“普及了大学教育”，全乡院办了各种学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钢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共产主义大学和工、农、水、林、医等12所大学外，还提出了“人人学、个人抓、超过北大和清华”的口号。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

    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盲目发展，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超过了国家经济和办学条件的负担能力，影响了教育质量。使教育事业陷入混乱状态。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与其他客观条件，主观上又盲目冒进，结果兴办的只是一批“运动学校”，而无多少实际教育效果。（摘自《文史天地》 张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