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资本的结合

    是不公正之源

    因为权力受制衡的机制有限，市场很不完善，处处都有漏洞。另外权力也参与市场交易，这样，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结合，就是当今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

    记者：您的《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一文，发表于1993年初，提出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您当时为何提出这样的观点？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1993年初，我在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上发表了这篇评论。我在评论中说，搞市场经济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公共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市场。权力一旦进入市场，权力就会失去公正，就会出现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很不幸，我的忧虑自1990年中期以后就逐渐变成了现实。

    权力是怎样进入市场的？因为权力滥用。权力滥用是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恰恰具备了权力滥用的条件。首先是权力缺少有效制衡。只要当了一把手，就可以说了算。另外，现在的经济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有很多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如土地、贷款、项目、短缺物资和行业准入等都需要官员审批。而这种审批又没有细致完备的条款和规章制度。

    改革的目标：制衡权力

    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让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防止它收买公权，收买舆论，收买道德和良心。

    记者：今年“两会”之后，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成为众望所归，您认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杨继绳：刚才说过，权力市场经济出现的原因是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整套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

    社会不能没有权力，否则就会混乱。但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经济竞争可以推动企业发展，使经济均衡。在权力机制内引进竞争就能促进政治均衡，实现权力制衡，防止权力滥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但资本是贪婪的，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黑砖窑事件、毒奶粉事件等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

    危机促使制度创新

    每一个公民随时随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公共权力也就不能为所欲为了。

    记者：现在不少人认为改革动力不足，您认为改革的动力何在？改革的阻力何在？

    杨继绳：什么是改革的动力？改革的动力就是由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危机推动改革。社会出现了危机，现有的政策和制度不能够解决这些危机，就必须推出新的政策、新的制度。

    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针对资本和权力的。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这些表明，政治改革面临紧迫性。

    我记得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曾经阔气的人想回到过去，现在阔气的人想维持现状，没有阔气的人就想走向未来。回到过去和想维持现状，就是想维持没有改革的体制。

    我寄希望于民间力量，寄希望于每一位公民的自觉。制约公权最基础的力量是老百姓的公民意识。

    政改既要积极，也要稳健

    政治体制改革的激进和急切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失控，将会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

    记者：在当前情况下怎样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

    杨继绳：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积极，也要稳健。不积极推进，社会矛盾就会积累，积累多了就失去了改革的时机。我说的稳健，就是指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失控，将会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专制是治疗无政府状态的最好办法。一旦群众忍受不了无政府状态，会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循环。

    改革以渐进方式为好。应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民主有很大的空间。第一，要完善选举制度；第二，实行党政分开。第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第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在内部公开表达，党员有权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上述措施是符合党的基本原则的，有的是党章上规定的，有的是党的会议上曾经提的，实施这些措施是应当的，也不会有什么风险。

    当然，党内民主必须借助党外的力量，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互动。

    （摘自《华商报》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