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哪个时代，只要有文字，那就有媒体，只要有媒体，就有为媒体服务的人，比如说，作家。唐朝的媒体不像现在这么种类繁多，只有邸报、书籍以及墓碑。邸报是官方新闻，不需要作家供稿；书籍是自费出版的，不给版税；而唐朝又盛产作家，那么多作家，只有一部分吃上了财政饭，一部分运气差些，只能做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靠什么养活自己呢？那便是墓碑。

    墓碑很有含金量。刘禹锡写《祭韩吏部文》，说“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指的就是韩愈给人写墓碑，其稿费非常之高。还有一位叫皇甫湜的作家，“碑三千字，每字值绢三匹。”（《夜航船·卷八》）这种稿费标准，比起现在有些作家自定的“一个字五块钱”来，显而易见还要更牛。

    韩愈和皇甫湜的成功例子在那儿摆着，自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写墓碑的行列中来。同行即是冤家，此作家与彼作家抢写同一块墓碑，就会闹出些不愉快来。比如说，刚得知有谁家里死了人，急赶过去毛遂自荐，门口却早有一帮同行排队等活儿了；组织纪律性差些的，就不排队，“致有喧竞争执，不由丧家。”

    想搞好墓碑写作也是要费一番脑筋的，许多有识之士“录名于凶肆”（《大唐世语·卷十三》），也就是说，在棺材铺注了册，这样可以早些得知谁家又死人了，对唐朝的作家来说，死人这种好消息相当于约稿信。我们无从知道，像韩愈这种号称文豪的人，是不是也会到棺材铺注册，按常理他是会的，因为他是作家，而作家需要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