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十年，社会动荡与骚乱成了社会常态现象。根据学术界的研究，从1901年新政启动，至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全国先后发生的社会骚乱多达一千三百起。这个数字与之前传统中国社会比，那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按照过去的说法，群众性骚乱或社会冲突一定是人民群众对腐朽政治的反抗。现在清廷新政了，立宪了，社会不是更安定了，而是相反，社会骚乱和社会冲突却在这几年大幅度增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1901年之后的新政，带动了各种各样的外观设施建设。尽管朝廷一再重申不得向百姓随意加租随意加税，然而这种希望与要求却每每落空。

    地方政府与豪强总是借着朝廷的新政号召进行许多实体性的建设，朝廷号召新政要建新学校，地方政府和豪强就乘机向属地民众摊派，向政府请款；朝廷号召办警察，维持地方秩序，地方政府与豪强也借机向民众征收保护费。总而言之，任何有为的政治，都会被地方所滥用，成为民众无止尽的负担。

    地方豪强是晚清十年社会冲突的根源。所有的社会冲突都被他们扭曲演化成反政府或者反体制的事件。他们按照这个口径向上一级汇报，既能洗刷他们的责任，又能激起上一级乃至朝廷的愤怒，所以虽然每一个具体的经济诉求都被掩饰下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火种依然存在。

    对于地方豪强操控社会的情形，清廷当然并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只是由于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豪强，他们毕竟都是清廷政治统治的基础，因此朝廷总是得过且过，大致以社会平稳不出大乱子为目标。

    体制内的人心存侥幸，体制外的隔岸观火幸灾乐祸，原本只有具体经济诉求的社会冲突由于得不到有效控制，这也就成为1911年政治巨变的背景与衬托。

    （摘自《中国周刊》2011.7.19 马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