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容县第一中学  郭思瑶

　　前两日，我感染了新冠病毒。到了夜晚，我烧得浑身酸疼，便吃下一片退烧药躺下，等待出汗。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我按下接听键，听到手机那头传来了有些焦急的家乡口音，“这几天好多人‘中毒’了，你还好不好？”

　　我敷衍地应好了两声，便挂断了电话。

　　这是母亲打来的电话。而她的号码，我甚至未曾存下。

　　是我心怀责备。责备她在我16岁的时候，才完全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责备她在出场那么晚的情况下，却未说过一句抱歉；责备她用冷若冰霜的脸，迫使我自强上进。

　　我闭上眼，迷糊中，看见那年又瘦又小的自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走在一座迷雾环绕的吊桥上。

　　醒来的时候已出了一身汗。我量了量体温，退烧了，于是起身打开台灯，烧了一壶水。

　　黄昏的灯光下，热茶上方冒起缕缕的气，像列车离站时的氤氲。我清醒地回忆起母亲送我上大学的情景。

　　那天，破旧的客车把我们送到了南湖边。母亲和我下了车，我习惯性地跟着司机往后备箱走去。破天荒地，母亲制止了我，只身走向人群。

　　巴士的后备箱方向，一个个身强力壮的中年男人蜂拥而至。只有瘦小的母亲，突兀地站在队伍末端，警惕地盯着男人们搬下行李。

　　我提出帮忙。母亲却摆手拒绝了我。  

　　夕阳如血。我带着对明天的憧憬，脚步轻快地往前走。而母亲推着行李，慢慢跟在我的后面。

　　到了宿舍门口，我回头寻找母亲，刚好和走出拐角处的母亲四目相对。

　　夕阳的光泛进她的眼底，她手足无措地像个孩子。

　　我走向母亲，利落地接过行李，向她挥手告别。但没走两步，母亲便拉住了我，飞快地往我口袋里塞了一个黄皮信封。接着摆摆手，示意我可以离去。

　　我就这样顺从地离开了她。

　　到了寝室，我走到阳台上，自由地呼吸着空气，期待着崭新的大学生活。

　　在不经意一暼中，我看到不再年轻的、瘦小的母亲，驼下了背。在川流不息的希望桥上，她孤独地向远方走去。

　　我打开黄皮信封，看到几张崭新的一百元的钞票，一些破旧的散钱，以及一张手掌大小般的纸条。

　　纸条上只有五个字：不够打电话。

　　我打开抽屉，翻出了那年母亲给我的黄皮信封，又想起了过往。

　　想到母亲从缅甸回来看我，九岁的我还未享受到母爱的温暖，母亲便命我在清晨出门，为家人购买早餐。那时正是寒冬，我端着碗，站在马路边，哆嗦着要打退堂鼓，回头却对上母亲如炬的目光，只能硬着头皮，小心地向前走。

　　母亲总是这样。在我们相处不多的日子中，她跟在我的后头，怕我走快，怕我走慢，怕我不走。

　　我起身拿起手机，看到了母亲的短信。上面又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我明天来。”

　　这一刻，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