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保

　　彭东明的长篇小说《千亩沱》以湘北小村庄千亩沱为叙事坐标，聚焦一位普通母亲的一生及其家族的世代沉浮，以质朴的笔触串联起个人命运、家族兴衰与时代变迁。全书的人物皆有生活原型，故事真实地发生在汨罗江畔的乡村。作者没有刻意的文学雕琢，仿佛只为留存一份珍贵的社会档案，这种写作姿态让文本兼具纪实的温度与文学的深度。通读下来，我最真切的感受便是大巧若拙，掷地有声，是一部扎根大地、共情万千的文学佳作。

　　《千亩沱》的文学匠心，藏于浑然天成的叙事架构与温情厚重的情感铺陈之中。作品延续了长篇小说《坪上村传》的乡村叙事，与为村庄立传所不同的是，《千亩沱》要为一位伟大的母亲和她为之努力的家族立传。

　　整部小说叙事节奏沉稳舒缓，以主人公母亲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其两任丈夫、十二位子女等一众至亲人物的命运轨迹，以一桩桩烟火日常、一件件乡村往事，铺展开千亩沱村落数十年的岁月变迁与世事沉浮。作品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却在个体的得失、悲欢中，从日常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聚散离合中，照见大时代洪流下的思想转变、社会转型与精神坚守。故事始于烟火寻常，终于岁月安然，以母亲十三岁来到千亩沱，孩子们渐次出生、成长、远行和别离，落幕收尾，一位平凡母亲的一生画上了意蕴悠长的句号。这种由微及宏、由人及世的叙事设计，看似平淡克制，实则暗藏巧思，让个体生命史、家族变迁史与乡村发展史深度交融，构成了有温度、有厚度、有深度的乡土叙事体系。

　　质朴拙诚、返璞归真的语言风格，是《千亩沱》最动人的文学特质。当下，一部分作家热衷堆砌修辞、炫技造势，试图以此掩盖生活经验匮乏的缺陷，彭东明的坚守变得弥足珍贵。他秉持贴着大地行走的写作姿态，摒弃华丽辞藻与刻意的叙事技巧，以最本真、最通俗易懂的文字记录乡村人事，平淡文字里藏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小说采用“小年”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小年是小说里的人物，参与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对小说中其他人物有强烈的主观评判。他用方言口述所知道的过往，忠实于乡村生活的本来面貌，不美化苦难、不刻意拔高人物，只是如实记录母亲日复一日的辛劳、隐忍和坚韧。正是这份不加雕饰的拙诚，让读者沉浸式地窥见乡土中国的真实情状，生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劳者歌其事，大地见精神，《千亩沱》最深刻的价值，在于以小人物个体映照大时代。书中的母亲，是千亩沱的母亲，是汨罗江畔的母亲，更是乡土中国千千万万劳动母亲的典型缩影。她一生历经磨难、饱经坎坷，却始终心存善意、心怀感恩、秉持勤劳坚韧的品格，于困顿中坚守、于风雨中挺立，用一生的坚守抚育儿女、维系家庭、扎根乡土。这不仅是一位乡村女性的个人特质，更是劳动人民最珍贵的精神底色，是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

　　小说以家族四代人的出生、成长轨迹与几个关键时候的人生选择，构建起个人命运、家族传承、乡村变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叙事格局。特别是书中写到众多子孙后代在求学、就业、创业、婚恋等方面经历的人生起伏、事业进退和生活变迁，与汨罗江畔广阔辽远的大地形成了共生共长，并由此折射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壮阔图景。这种以小见大的书写，让乡村故事拥有了更为厚重的时代价值，也让普通劳动者的家国情怀、乡土眷恋有了具象的文学表达。

　　从文学溯源来看，《千亩沱》是新时代语境下，“文学寻根”精神的延续与新生，是大文学观视域下地方性写作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四十余年前，韩少功以《文学的“根”》发问“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鲜明提出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乡土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作家的使命便是扎根乡土、重铸民族文学的精神自我。“文学寻根”精神滋养了一代代汨罗作家、湖南作家，造就了“文坛岳家军”气象，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时至今日，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乡村风貌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要写好乡村题材，就必须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彭东明为了写好《千亩沱》这部作品，沿着汨罗江行走，多次往返于他的坪上村和“千亩沱”村，以泥腿子式的创作姿态，俯身采访，搜集资料。他笔下的乡村人事、村庄记忆基于他扎扎实实地采访，无论是写人物的吃食起居，还是写当地的行业产业，都有极强的“在地性”和“在场感”。作者在文字里打捞、编织，拾掇起行将消失的乡村记忆，自然不同于悬浮于都市喧嚣、脱离大地的书写，彰显了地方性写作的勃勃生机。

　　《千亩沱》以质朴的笔触、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洞察，完成了对乡村母亲的深情礼赞，对乡土文明的温柔回望，对时代变迁的忠实记录。可以说，它既是一部详实细腻的湘北乡村家族史、社会史，也是一部鲜活生动的乡村风情史、精神史。

　　于平淡中见深情，于质朴中见力量，这正是《千亩沱》最动人、最珍贵的文学价值，也为文学讲好中国的乡村故事提供了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