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哲学，包括中华传统哲学和现当代哲学，是中华文化的凝练表达。让世界了解中国哲学，不仅对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样也促进了中外的文明互鉴。

　　 打破西方哲学优于中国哲学的迷思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有一些人对于西方哲学极度推崇而对中国哲学有所贬低。在价值层面，一部分人由于观念偏见，认为中国哲学比不上西方哲学；在事实层面，一部分人由于学术史知识欠缺，认为中国哲学对西方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故而认为西方哲学优于中国哲学。这种偏见在19世纪的西方甚为流行。虽然不乏一些西方思想家，例如伏尔泰、莱布尼兹和叔本华等，对中国哲学能够平等对待，甚至不乏推崇。然而自黑格尔以降，主流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有所轻视，譬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轻蔑地说，“然而东方哲学本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题材和范围之内，我们只是附带先提到它一下”。 

　　纵观100多年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西学东渐”是主流趋势，而“东学西渐”或者“东学西传”则仅为支流。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学东渐蔚然成风。西学的大量涌入以及西方哲学名家名著的大量翻译和引进，使人们惊叹于西学的广博与深刻，各种“热”和“主义”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直至今日，我们仍处于不断引进和吸收西方哲学前沿研究的状态之中。由此一部分人认为，相比于西方哲学的广泛影响，中国哲学仿佛只存在于故纸堆之中，是在自定规则之中的自我阐释，要说它们对世界哲学有何影响，似乎是一种夜郎自大之论。即使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那些哲学大师，也大都是用西方哲学的视角去创造性地阐释中国哲学，这对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固然是一种范式开创，但是对于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而言，却是一种约束。

　　相比于中华5000年的文明，100多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时期。但是，中国的哲学及其文化源远流长，其合理性和精华是不容置疑的，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只是这些贡献未能深入研究。汤一介先生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有较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在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上则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经过收集和整理，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确有大量关注和研究，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完全不必妄自菲薄。

　　实际上，20世纪以来，许多一流的西方哲学家已经开始主动关注中国哲学，并利用中国哲学的资源进行哲学研究，其中包括罗素、杜威、雅斯贝尔斯、斯宾格勒、汤因比、海德格尔、荣格等一流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不仅关注中国传统哲学，还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同；他们对于中国哲学所流露出的真诚向往使我们反思到中国哲学的妙处所在。在世界范围内还有更多的哲学研究者、汉学家、思想家提倡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和会通，以一种更为融通的姿态进行哲学创新。分析背后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外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无论是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和海外传播，还是中外学人的交流互动，都不同于往昔，这使得西方学者能够更好地阅读和理解中国哲学的精髓与奥妙；二是因为中国的国力提升，使得中国日益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关注也导致了对于中国哲学的关注。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这个新时代，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然而，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却并不匹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从“增强文化软实力”，到“提高文化自信”，再到“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反映了一种递进式的文化交流趋势，反映在哲学中，意味着我们要破除西方哲学优于中国哲学的迷思，植根于中国大地进行创造性的哲学体系构建，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学术成果。

　　16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海外影响

　　从西方启蒙时代开始，中国哲学就对西方产生了影响。早在16世纪，西方传教士希望通过儒学来进行传教即“借儒宣教”，并将中国经典翻译为西文。例如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的朱熹注《四书》在欧洲流行。在17世纪，很多欧洲学者进一步译介中国哲学典籍，例如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18世纪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在法国，巴黎大学在当时成为欧洲汉学的聚集地。19世纪西方汉学的中心在英国和德国，涌现了一大批汉学家和汉学研究机构，中国哲学经典更为系统地传播到了欧洲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战之后，西方汉学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很多学者从哲学、历史、文化、社会学等维度展开深入研究。

　　20世纪重要西方哲学家及学派对于中国哲学的吸收和融创，从理论类别来看，包括了杜威和罗素的文化比较哲学，韦伯和费正清的社会哲学，雅斯贝尔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布伯和孔汉思的宗教哲学和宗教伦理，美国夏威夷儒学和波士顿儒学的中西比较哲学，以荣格为代表的西方心理学等。其中涉及的国家主要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从研究方法来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哲学时，采取的视角是多样性的，不仅限于单纯的义理诠释，还进行中西哲学的会通研究，或者是吸收中国哲学后的独创研究以及从社会发展、文明互鉴、宗教对话、心理治疗等方面进行的跨学科研究。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哲学之“东学西传”较之以往时代具有一些特点：第一，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除传统的汉学研究国家外，其他一些国家比如瑞士、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也出现了不少中国哲学研究者。第二，研究领域更为全面，除了既有的儒释道研究，宋明理学、兵家、法家、中国古代科技史等课题也得到了关注和阐释。第三，研究深度大幅度提升，西方学者在译介的基础上，自由采纳中西哲学的资源进行富有创造力的哲学体系建构。第四，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更为灵活，涌现出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等视角切入的中国哲学研究。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其优点不在于语言的清晰或者论证的严谨，反而他们有时还有误读中国哲学之嫌。他们的优势在于视野的新颖和开阔。他们或是对于中国哲学进行梳理，或是运用中国哲学来发展自身的哲学，或是借鉴中国哲学来反思西方哲学的弊端，或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如同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指出，“了解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和平。对于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人文学者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

　　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感兴趣，不过他们的兴趣点主要还是在传统中国哲学而非现代中国哲学。正如古希腊哲学之于海德格尔、古典契约论之于罗尔斯，古老的哲学传统经过现代诠释显示出新的内涵。相信古老的中国哲学在新时代中国学者的诠释下，定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另外，新的社会与时代语境也呼唤能够诠释、指引、反思时代特征的哲学理论，这也是哲学的重要功能。期望未来中国将有更多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融汇中国传统思想精髓且开创时代潮流的原创哲学成果问世，并对世界哲学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将是中国哲学的未来希望之所在。

　　推动中国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

　　这里所指的中国哲学乃广义的中国哲学，而非“中西马”三哲之分割视域中的中国哲学，既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也包括现代中国学者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及其成果。这种广义的中国哲学又被称为“汉语哲学”，都翻译为英文的Chinese Philosophy。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推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与“西学东渐”相对应，“东学西渐”或“东学西传”应该成为我们主动推进的一项事业。固然有人会说，文明互鉴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并不需要人为的推动和研究。但其实不然，文明互鉴往往需要人们有意识地或主动地推进，例如张骞出使西域、玄奘天竺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下西洋等，这些皆是典型事例。还有人会说，文化的传播应该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优秀的文化自会吸引他人慕名而来，而非自己主动宣扬或推广。然则文化的交流既是自然发生，更是顺势而为。文化之间的互通与隔阂并存，我们需要做的是尽量消除国外对于中国哲学的隔阂甚至误解，以此来奠定中国哲学对外交流的基础。

　　有人曾经提出了一个“建桥”比喻：从事比较哲学的西方学者在河的那一端建桥，中国学者在这一端建桥，他们希望在中点处碰面。实际上，胡适、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等国学大师早就搭建了中西哲学会通之桥的基石，期待有更多的学者走上中西哲学的会通之路。历史表明，只有打破国别、学科、领域的划界而进行会通研究，才能产生富有创造力的哲学成果，例如儒释道的会通、佛学在中国生根并开出“禅宗之花”等。

　　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由于其超越时空的深刻性和洞见性，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为世界哲学宝库中的珍宝。在近代中国社会，王国维、汤用彤、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等哲学大家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融汇古今哲学资源而构建自己的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也呼唤出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大师。客观而论，虽然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在海外已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但是比起西方哲学家及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度和影响力而言，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东学西传”仍不足以让人自豪。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以史为鉴、以他者为镜，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胸襟，主动作为，中国哲学的学者定能创构具有中国气派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成果，推动中国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

　　以中国哲学的海外传播促进文明互鉴

　　陈寅恪以“格义”来表示用本民族术语来理解外来文化；刘笑敢以“反向格义”来表示近代中国人用西方哲学术语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但是“格义”和“反向格义”都是在中国内部发生的不同诠释进路，而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解读才是真正的“反向格义”，中国对西方哲学的“格义”和西方对中国哲学的“反向格义”的综合，最终走向的是中西哲学会通和意义融生。从根本上说，所谓的“西学东渐”抑或“东学西渐”，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术语。王国维曾说：“学问本无中西，只有真伪。”冯友兰在1948年时有一个预言：“未来的哲学既不是西方哲学也不是中国哲学，而是世界哲学。”中西哲学的交流互鉴，可以进一步打通中西哲学之间的沟渠，让中国哲学更加世界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海外传播给予我们以下启示：首先，会通中西哲学，迈向世界哲学。西方哲学家在论述中国哲学时，并非限于中国哲学史的梳理和阐释，而是有意识地采纳中西哲学资源来进行比较对话。西方哲学家有的曾经到中国求学，有的在海外大学向美籍华人求学，部分学者精通包括汉语在内的多国语言，他们试图打破学科壁垒而进行自由探索。国内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同样可以打破中西哲学的人为学科设限，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发挥哲学对于时代发展的诠释和引领作用，产生世界一流且具有中国气派的哲学成果。其次，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西方哲学的处境化、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来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需要在“中西马”哲学会通的视域中得到哲学层面的阐释。“中西马”哲学的会通分为三个维度：一是中西会通，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学人已经深耕多年，成果斐然；二是西马会通，例如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等，在西方语境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与精神；三是中马会通，我们有必要从学理和具体实践方面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看，中外哲学的互鉴也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互鉴。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指出，“如果再深入一些，我们就会意识到许多冲突与摩擦的来源都植根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不同民族有着深深渗透于他们各种习惯之中的不同哲学。他们无法理解对方，他们相互误解……使国际争端火药味十足的那种氛围，是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的产物，这些误解的源头在不同的生活哲学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一直把“探讨哲学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地位”作为它的重要课题。这也就是说，要以哲学为契机，通过理解不同民族的哲学，进而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从而为当代全球协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必要的基础。

　　【作者为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哲学对于西方哲学的影响研究”（18BZX077）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