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定伟

　　在父亲去世的最初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接受父亲离开的事实。不经意间，父亲的音容笑貌，就会在脑海中闪现，尤其是他给我灌输的朴实无华的家教，更是经常被我忆起。

　　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地道的农民家庭。在那个充斥着贫穷、饥荒、疾病的特殊年代，一切需求都得为生存让路。父亲自然没上过几天学堂，大字不识一箩筐，可父亲并没有沾上古语所讲的“饥寒起盗心”，相反，他还经常教育我做人做事要规矩本分。

　　父亲给我的守规矩教育，最初来自一段惨痛教训。那时候，母亲的姐姐，也就是我姨妈，熬不住身体常年抱恙折磨，加上婚姻不幸，在而立之年悬梁自尽，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姨父一直玩心重，不顾家，妻子走后，更是肆无忌惮，玩得昏天黑地，有时一连几天不见踪影。两个孩子常年无人照管，流落街头或者蹿迹于左邻右舍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不消说，对孩子的管教，更加无从谈起。最初发现不对劲的，是我的父亲。父亲看到姨父家孩子——我的小表哥，在饥寒交迫中，偷邻居鸡蛋去卖，善意地提醒姨父，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让其加强管教，并危言耸听地告诫他，失管失教，后患无穷。玩得不亦乐乎的姨父，将来自父亲的忠告，当成了耳边风。结果，父亲的担心，一语成谶。在放任自流的成长环境下，表哥不学无术，好逸恶劳，早早辍学步入社会，成天与地痞流氓厮混，最后演变成杀人抢劫，倒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严打中。待到姨父号啕大哭、后悔不已时，局面已无可挽回。

　　如果说在表哥身上发生的鲜活事例，是父亲对我的间接教育，那么，小学时发生的一件事，父亲给的棍棒教育，则直接教会了我怎么做人。

　　那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计划经济的尾巴还在，合作社还是人们心目中的铁饭碗，有工资拿，有电视看，有物资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与本家同学，如往常一样走进合作社，盯着眼前的那台黑白电视，津津有味地观看着正在放映的电影《地道战》。不知何时起，我与本家同学，目光不约而同地瞟向柜台。柜台边沿玻璃缺了一小块，里面摆放着好几支钢笔。我清楚地记得，钢笔标价八块五，当时属高档品。正当我心痒痒时，我的同学已将两个指头，通过玻璃缺口，小心翼翼地伸进去，试着将钢笔往外夹。我心领神会地将上半身趴在柜台上，强装聚精会神看电视，实则用身体挡住售货员视线，给同学创造机会。终于，在我们的密切配合下，成功夹出三支钢笔。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交汇后，我俩迅速撤离了现场。在那次行动中，我既没有直接动手，又成功地分到一支梦寐以求的钢笔。

　　回家后，我得意洋洋地向父亲展示着战利品，满是期望地认为会得到他的夸赞。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父亲笑容瞬间凝固，继而阴云密布，接着就是暴风骤雨。他随手操起一根棍棒，对着我的脚杆，狠狠打了下去，边打边咆哮着：“偷东西会害死人的，谁让你不走正道……”不仅如此，父亲还责令我把钢笔交给他，然后连夜将笔送还给本家同学，走时，还不忘提醒其父亲，要他把笔送回合作社，并加强对孩子的教育。

　　那是一顿让我刻骨铭心的棍棒教育。在随后的人生路上，我始终谨记父亲的教诲，清清白白做人，本本分分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