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一
岁月不居，时光荏苒。十多年前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迄今仍不失传承红色基因、彰显青春励志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其中一幕关于杨昌济出场，让人追忆犹有热火燃烧。
在南宋大儒张栻父子留下的、也同岳麓书院一起分享过“朱张会讲”佳话的城南书院旧址，新式学校湖南一师首批招生放榜，名单由后浪推前浪，待到前三名如何公布，老师们因为两篇作文发生激烈的争执。评卷总负责袁大胡子（袁吉六）看不上毛泽东豪放的新闻文风，认为蔡和森文章应列第一，而黎锦熙等老师均以毛文第一。
双方僵执，据理力争。一个是杏坛名宿，一个是新学少壮。校长孔昭绶左右为难，不敢贸然拍板。
艺术设计巧妙，此时，著名的板仓先生登场了。他来一师，准备退回孔昭绶的聘书。他的到来，让孔昭绶看到了天平——请他做评判。对于杨昌济，袁吉六礼敬有加，黎锦熙执师礼以待。
杨昌济先看过蔡和森的文章，惊叹水平之高，待看到毛泽东的文章，先是一阵海阔天空的谈笑，说文章结构、论理严密、遣词造句等稍微不及前篇，旋即话锋陡转，连连感叹此文越读越有一种压不住的勃勃生气，谈小学教育的优劣，论战争之成败、国家之兴衰，纵横驰骋间豪气冲天，立意高远而胆识过人，乃天纵奇才之征兆，当成非凡大器。
一语定先后。两篇文章，也改变了杨昌济辞任的初衷。
艺术创作，诸事罗列，大事不虚，小节不拘。从剧中看来，杨昌济是第一次知道毛、蔡。事实上不然。蔡和森1913年来到长沙，直接考入省立一师，杨氏可能不知；而毛泽东则是1914年2月随省立四师并入一师前，已在杨昌济兼任修身、心理课程的四师读了一年书。
不仅如此，毛泽东于1913年春以作文满分考入省立四师，进入预科一班学习。校长陈润霖称赞“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毛泽东在四师时，曾记下了万余言的“讲堂录”，其中主要有杨昌济执教的修身课笔记。
四师课堂上的交集，以及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获评全省优胜的卓越表现，特别爱才且平易近人的杨昌济应该是熟悉的。他作为四师兼职老师，在二校合并时，被一师一同聘任。
二
早年杨昌济拿到秀才（邑痒生）身份后，曾就读于城南书院。甲午海战，清廷惨败，杨昌济开始接触经世致用之学和近代启蒙思想教育，产生“非改革不足以图存”的思想，自此放弃科举。湖南维新运动兴起，岳麓书院改革课程，增设新学科目，杨昌济转入岳麓书院，并积极参加变法活动。
此时获聘由城南书院改名而来的湖南一师，杨昌济也算是履职母校。他在一师，先是兼任修身、教育学两科教员，后来只教修身课。同时，他是由岳麓书院改名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任教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极力维护湖南高师的地位。
民国肇建，教育部出台《壬子学制》，改学堂为学校。湖南都督谭延闿成立筹备处，“拟就岳麓书院旧基创办湖南大学”，但因“军事倥偬，学款未集”，只好改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拨定岳麓高等学校为高等师范学校校舍。
湖南高师以继承岳麓朱张学统自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志》明确该校溯源至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
千年书院，文脉遐昌。
俊彦辈出，嘉树苍苍。
1913年，在海外学习考察十年归国回到长沙的杨昌济，立志办好中国教育，他要“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同时积极推动筹建湖南大学事宜。
事与愿违。1917年，北洋政府又改学制，调整全国高等师范布局。教育部责令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停办，并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杨昌济改变策略，旗帜鲜明地主张将高师改为大学。谭延闿在财力、人力两难的情势下，同意开办省立湖南大学预科，计划慢慢筹集经费，筹划建校。于是省府公开行文省长公署令，成立第二届湖南大学筹备处，设于岳麓书院内，聘杨昌济任主任，孔昭绶、胡元倓、易培基任委员。
这也为毛泽东、蔡和森等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内，实践建设“岳麓新村”的构想，积极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提供了不少方便。悬于书院讲堂上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也在此时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革命人生方向。
创建湖南大学，一直是杨昌济的强烈心愿。虽然此届筹备处最终没有实现筹建湖大的任务，但接管储存了由岳麓书院改名而来的湖南高师全部的校址校产（含图书、仪器、金石什物等），后来应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之请将大部分校舍借与该校办学。这从教学传承上而言，湖南工专进入岳麓书院办学，将湖南高师与后来组建湖南大学的文脉道统连接在一起了。
三
湖南高师被停办，杨昌济在湖南一师兼课，同时于1917年9月接受了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汤松的聘任，担任教务主任，同时教授国际商法和伦理学。
湖南商专课程引入伦理学，应该由杨昌济发端，传至今日之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伦理课程仍是本科生、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
杨昌济与学生见面会上，汤松在黑板上写下八个大字：“学通中外，道冠古今。”
履职商专的杨昌济，积极推动教学改革。他重视艺术教育，延聘古乐名家来校执教，把古乐引进教室，开设古琴一科作为正式功课记分。他本人精于此道，常为学生弹奏古曲，陶冶性情，激扬志气。他在英国和德国考察西方教育制度时，就专门考察音乐教育，回国后以商专为试验田，引入自己所吸收的各国音乐教育精髓，推行改良国乐与普及音乐教育试验，形成具有强烈实验主义色彩与道德伦理导向的审美艺术教育。这与当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教融合西方艺术教育，在新学中大力推广，是遥相呼应的。
学业要与修身并重。杨昌济已然在百余年前积极倡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不可偏废。即便在培育商业管理人才和金融银行家的商业专门学校，也在身体力行地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这是一种现代教育，为当时湖南商专培育了一大批胸怀家国的优秀青年。不久，长沙城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暴政的驱张运动，产生了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湘江评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热潮中，影响最大、传播最迅速、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步革命团体——长沙文化书社，其骨干力量中不少是深受过杨昌济思想影响的商专学子，如彭璜、易礼容、李庠等。
1918年6月，他应蔡元培校长邀请，赴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前夕，专门写了一篇《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再次强调岳麓的千年文脉和人杰地灵，及时创建湖南大学之合理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令人唏嘘的是，1920年1月17日，不到49岁的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蔡元培说，“北大以他为荣”，“惜本校失此良师”。毛泽东悲恸敬挽恩师：“忆夫子易帻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挽联字词不多，但哀痛至深，回顾了杨昌济先生历尽社会更替，却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一切只为培养优秀人才，矢志不移，赤情不渝，告诫学生要求知强国、不断努力。他恨苍天太无情，不该让恩师过早离世。
杨昌济在弥留之际，还专门致信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极力推荐毛、蔡：“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此去六年，1926年2月，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与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以及杨昌济生前组建的筹备处所握岳麓书院一切产业，实现重组，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对于湖南大学正式定名，杨昌济既是千年文脉承传的持灯者，也是新式大学创办的播火者！有学者著文称杨昌济为湖南大学蓝图设计第一人。因为他自海外归来，带来了从日本、英国、德国学到的先进教育制度理念，融合中西，提出创办综合大学的新思路，对千年学府湖南大学的定名面世，实有开创之首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说，杨昌济是传统书院走向现代大学的“连接千年学府的灵魂人物”。
杨昌济把全部心力放在重振湖南教育上，以在海外学到的新式教育理念，来培育新公民，为新国家打下基础。他在文章《教育与政治》写道：“教育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
谭延闿想聘请他当省教育司司长。他说教务繁忙，抽不出时间。他把教导湖南青年摆在首位，每星期教修身等课程二十多个小时，而且以曾国藩作为“农家多出异才”的经典案例来激励青年学子。
他在“致教育总长范源濂”的信中写道：“振兴国家，必须振兴教育，振兴教育，必须抓好高等教育；以预养师资，发达学术。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
他从身边的学生教化入手，推进改造时代的实践。
他的课堂上，是新文化的提倡和宣传，是他大量阅读、讲授、译介西方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著作后的“输入文明”，“为社会增一分精神之财产”。他“要将时代改造成为进步的时代，必须改造国民的思想，吾国变革虽甚激烈，但国民之根本思想，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待于哲学之昌明”。
他冀图教育改革的思想，一度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最初选择小学教育职业。他提出的“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曾是毛泽东等创办新民学会的思想基础，直至1921年1月元旦，18名新民学会成员在文化书社秘密集会，商讨未来新方向时，大家决定要以实行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改变中国和世界为新的使命。
其命维新，寻路中国。这是杨昌济奋斗一生的思想追求，也是他教育和影响的学生们为之奋斗的革命志业。
1936年6月至10月，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杨昌济的一生，除了担任过湖南大学筹备处主任和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教务主任两个事务性职务外，就是深潜教职立德树人，引导积贫积弱时代的中国青年“立志”“修身”和“知行合一”，以诗言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恰同学少年》中有一幕师生问志的场景，杨昌济坦言：“杨某平生，无为官之念，无发财之想，悄然遁世，不问炎凉。愿于诸君之中，得一二良才，栽得参天之大木，为我百年积弱之中华，撑起一片自立自强的天空，则吾愿足矣。”
百年虽已往，往事犹可追。立德树人，持灯播火，乃一代忧乐家国的大先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激励新时代弘扬教育家精神的现实教材。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与800多年前朱熹留在岳麓书院讲堂两壁上的“忠孝廉节”的精神传承与血脉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