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平

　　中秋过后，洞庭湖区的秋收就陆续开始了。

　　现在的秋收，相对简单。为让鹤龙湖的螃蟹赶上中秋的餐桌，人们在中秋前就开捕，持续到十月底。十月，连续几个晴天后，水稻就黄了。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无需回来，“轰隆隆”的收割机一响，成片稻子就收割了。当天收割的稻子，当天就被谷贩子收走，票子也就进了农民口袋。还有想赌个好价钱的农民，将稻子送到烘干厂烘干后，瞅着市场慢慢卖。

　　前一天还是金黄的稻田，第二天只剩下禾茬。一两天里，秋收就完成。

　　想起父母的秋收，却是一场巨大工程。

　　父亲的秋收，从收获稻子开始。在开镰之前，要把晒谷坪整理好，家门前的禾堂，洒上水，细细地锤打，把裂缝合拢，再用牛粪和着泥浆，把地面细细地糊一遍，晒谷的场地就整理出来了。家里十来亩水稻，全部收完要七八天。学校放农忙假，孩子们要下到田里帮忙。我们都要学会割禾，刚学割禾时，常常割到手。一丘田割完，打稻机才开始脱粒。这种打稻机开始用脚踩作为动力，后来是三马力的柴油机作动力，田野上到处都是“轰轰轰”“轰轰轰”的作业声。

　　为加快进度，我们一家五口人的分工是明确的。父亲和哥哥是主劳力，负责脱粒和担谷。脱粒看似简单，就是手捏着禾把，把谷穗送到动力带动的滚筒上，靠滚筒上的铁齿把谷粒从禾把上脱掉。半天下来，因机械振动，常会导致手臂酸疼。人在打谷机边劳作，满身满脸的都是碎屑和灰尘，会很痒，一抓还容易被碎屑划伤。父亲常承担着最脏的活，他把打谷机舱中的谷掏出来，再担回家晒。滚筒扬起的灰尘，就正落在他的头上、背上。姐姐和我负责捡递禾把，在软软的田里来回跑。母亲帮着割禾，并负责在家里晒谷和煮饭。到半上午和半下午时候，她送来点心补充体力，一般是绿豆稀饭，有时是南瓜粑粑。一家人或坐在田埂上，或坐在草堆上，慢慢喝着粥，累着了，都不大讲话。嘈杂的机器声停了，远处传来禾鸡的叫声，禾灰散尽之后的天空，似乎格外的蓝。秋收期间，田间小憩，是一种美好回忆。

　　稻子收完后，就要抓紧晒谷和晒草。秋后的太阳不甚热烈，稻谷要经过多轮翻晒后才能出售。稻草是不能浪费的，晒干后，少部分作为牛的冬饲料，大部分就作为煮饭的燃料。

　　父亲秋收后就要转到水利工地搞秋修。他要把村上分配的水利工做回来，不然要拿钱作抵。等到芦花谢了、苇叶枯了的时候，父亲再转到芦苇场打芦苇，一直到过年才回来，换取我们来年的学费钱。

　　母亲的秋收没有这么艰难，让我们充满企盼。田埂上的黄豆熟了，一蔸蔸砍回来，晒在晒垫上，三天下来，豆荚子就慢慢炸开，黄澄澄的豆子像顽皮的孩童蹦出来，再拍打几下，胖乎乎的豆子就悉数滚出来。园子里的芝麻收获略早一些，用竹盘子晒着，一把把地拍打，芝麻就都落在盘子里。我帮母亲翻晒着，常能得到一小碟炒黄豆和炒芝麻的奖赏。芝麻黄豆一般被母亲用来作待客的豆子芝麻茶。母亲还常用黄豆磨成浆，再制成豆腐、香干、腐乳等，这些虽比不上肉的鲜美，却比餐餐吃青菜要好很多。

　　队里分了我们家六分地的渍堤作旱土，母亲原来是种一季油菜、一季棉花，既解决部分菜油，又制作几年的棉衣、棉鞋，可惜不能解馋。我们三姊妹撺掇着母亲种上我们想吃的东西——花生、向日葵、凉薯、红薯等。这片土被母亲侍弄得有灵性了，种什么就丰收什么。我们巴巴地望着秋天快些到，等到成熟了，这些就都成了我们的美食。园子边还开出了一小块水田，种上芋头和荸荠，中秋的时候就开始挖出来，一直吃到春节。

　　父母人生的秋收，是在1989年。经过多年的积攒，彻底扭转他们自成家以来每逢大事需借债的困局。此后，父母慢慢地把当家作主的权力移交给哥嫂。手里有点余钱，母亲的猪栏里还喂了6头肥猪，40多只鸡。那年秋收后，就动工建设他们盼了大半辈子的楼房，这是他们最后建的一栋房子。其时，大儿媳已经收进门，第二个孙子出生，女儿出嫁了，嫁妆装了满满的一车，引来一路人羡慕的眼光。我从学校毕业，参加了工作。看到他们自豪的眼光，充满秋收后的喜悦。

　　我明白，他们起早摸黑，不知疲倦劳作，心中始终存在一个信念：只要自己努力，好日子总是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