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

　　近日，有网友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向青岛市市长留言，投诉称“来青岛游玩在景区厕所丢失手机，被工作人员捡到索要600元，否则不给手机。”对此，有关部门回复称，已退还支付的费用。同时，对该涉事人进行批评教育。

　　归还失物索酬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以“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为依据，让行善者受益，鼓励更多的人行善，的确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放之现实生活之中，往往存在一个问题两套道德标准，难免产生分歧。尤其是失物者拿“道德崇高”作借口，往往让拾物归还者很受伤。

　　对于拾物归还，《民法典》已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第三百一十七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这些规定，明确了拾得人和失物人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其中就包括失主有一定的补偿义务，尽管这些不是应归还失者索赔的权利规定，但都体现了一个原则，即不让归还物品的人吃亏。

　　至于该不该奖励归还失物者，持以肯定意见恐怕是大多数。比如《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规定，对拾金不昧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2019年，滴滴出行制定的《网约车物品遗失管理办法（试行）》也规定，乘客遗失物品后无法自行领取，应与司机协商送还方式、时间以及送还物品的合理费用。确立道德不拒功利的原则固然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要将什么样的情形可以索要报酬，以及怎么计酬等规则确定下来，这样才有利于止息纷争，消除猜疑。

　　以“工作人员捡到手机索要600元好处费”为例，只有细致的标准作为评判尺度，才能更有效地协调拾物归还微观层面的民事关系。对此，立法、司法等层面有必要通过释法加以细化，引导社会寻求规则的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