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明
年画历经时易世变,大起大落,溯源可至汉代,于唐宋得以发展,盛行于明清。滩头年画,作为中国四大年画之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也肩负着民族文化多样性使命,承载着湖湘地域优秀的民俗民间文化与习俗。千百年流传至今,滩头年画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更具有深挚的审美价值,同时对当今的绘画创作也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绘画,区别于西方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介质,而在于审美取向的不同。在西方绘画未传入之前,中国画特别是人物、故事画,追求以形写神,以达到意境表现之目的,并不追求真与实的三维表现效果。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画改良论”、西方画种的全面引入等,中国画教学、创作、理论等全方面受到西方影响,中国画中传统的平面性的审美取向一度式微,逐渐失去画面内容追求空间二维性的特征。而滩头年画,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绘画土壤,因民间性和产地的封闭性,故而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比较小,所以保存了传统中国画审美的二维取向精神。其审美的二维取向精神一是主要表现在画面承载于一张纸介之上,二是画面内容未对描绘对象做任何透视化和明暗化等立体性处理,而是单纯以轮廓线及红、绿、紫单一色相、色度的色块刻画。这种空间二维性,是对中国传统绘画审美精神的一种回归,也可谓“文化自信”的表现之一。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太似媚俗,不似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苏东坡、齐白石曾道出中国画之于“意象”“意境”的追寻。滩头年画,往往以不加雕琢的点、线、面为画面构成,极尽简练,且不精细追求轮廓的均匀与规则,如汉代《马踏匈奴》循石造型一般,追求一种雕刻的天然性与雕刻过程中相对的偶然性。这种追求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却恰恰形成一种略为抽象、简朴、拙雅的审美趣性,构筑出一个个很有嚼劲的画面形象。形象比例上没有按照严格的物象比例描绘,而是进行主观性、抽象性艺术处理,如最具代表性的高腊梅、李咸陆版门神《尉迟恭秦叔宝》,它突出人物头像比例,身躯横向夸张处理,头身比甚至接近1∶2,营造出威武庄重的力量感。用色上,并不执着色块与轮廓线的吻合,造就出一种浮雕效果,进一步强化了其画面形象抽象性审美趣味。这种画面形象上的抽象性审美趣味,也就是滩头年画之于当今绘画创作借鉴意义之一。借鉴滩头年画的这种抽象性审美趣味精髓,更要将眼光投射到创作的背后,即创作者要在主观上对画面呈现进行取舍,同时也要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个人状态的放松,从而才能让绘画创作更具个人表现趣味,以及个人审美视点。
滩头年画色彩艳丽、喜庆,集热烈、奔放、神秘等文化特征于一身。如《和气致祥》以及门神《尉迟恭和秦叔宝》等代表性作品中,以大红大绿搭色为主,充分彰显了楚风特色,热烈、浪漫而奔放。当代社会是一个视觉先行的社会,色彩是视觉感知最为敏感的画面元素,绘画创作也不得不思考彩色系的表达,而滩头年画艳丽、鲜亮的波普性用色,不失为当今绘画创作用色的借鉴选择。滩头年画,大规模采用色彩明度和纯度上比较高的黄、红、绿、紫色块直接套色,加持了颜色的鲜亮、艳丽。同时,它充分发挥互补色的碰撞力量,形成强烈的色觉对比,不同大小的互补色块节律性碰撞,造成强有力的吸睛效果。并且,它的画面用色根据表达主题分清主次,使得画面撞色的同时又不失和谐。
材料探索已成为现当代艺术寻求新的出口的途径之一,并衍生出综合材料等艺术品类,无尽拓宽了艺术形式的界限。对于绘画创作来说,也需要思考如何进行材料探索。滩头年画的材料运用或许也能为当下的绘画创作材料探索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比如借鉴滩头年画材料的独特性,一是它所使用的土纸为当地手工艺人全手工制作,纸质薄而细腻,柔韧而不易脆裂,吸色性能极强。二是白粉乃滩头当地天应石制浆而成。刷浆后,土纸成粉白色,能进一步衬托出年画的色彩,使之愈加润泽、鲜亮、明艳。创作者可以从画面载体生产源着手,多探索,找到自身需要、适合自身的绘画表现画面载体,也许惊喜就藏在这样的探索之中。
滩头年画所描绘的主题内容,来源于传说、生活与广大的民间愿望。丰沛的内容,以及丰富的精神内涵,使得它绵延至今。对于当今的绘画创作而言,抽象绘画要注重画作背后的故事、偶发灵感、出发点与观念,以及艺术家的人生经历和自我阐释。非抽象绘画则更需要学习滩头年画主题先行、丰沛内容的创作理念,创作者要成为一个思想者,追问自己要表达什么主题,该描绘什么内容,以怎样的手法进行描绘、该深入到什么程度,怎样走出小我,实现大我,是深耕传统还是深入现实等等。唯其如此,才能使作品更具灵魂和生命,成为兼具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审美功能的佳作。
绘画界对于滩头年画的借鉴,也不是没有先例,比如“优秀人民艺术家”陈白一就充分吸取家乡的民间文化元素,汲取滩头年画特色,创作出了知名代表作《闹元宵》《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双亲》。古老的滩头年画作为一种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有强大的文化内生动力。创作者只有一边遨游优秀传统文化的海洋,一边深入生活,用心用情感悟,创作灵感之泉才不会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