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要写出一种湖南人的气场”

　　湘江周刊：我们经常看到谈到湖南人的精神、性格，但是似乎是第一次看到用“境界”这个词。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词？

　　王开林：我们平时说某某人很有境界，就认为普通人是没有境界的。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也认为成功人士才有境界，普罗大众没有境界。冯友兰先生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所有的人都是有境界的，只看他是在哪一个层级。比如自然境界的人，有性格、习性，也许没有自己的思想。然后他再上升，比如说想干事业，想要阶层跃升，这个时候就进入了功利境界。再升就是道德境界，不仅要利己，还要利群。

　　人活在世界上，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社会。屈原写《天问》，向上天寻求答案——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的生命是从哪儿来的？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最高位，他进入了天地境界。

　　湘江周刊：在您的书中，这些境界也有高下之分吗？

　　王开林：我对境界的理解又跟冯先生有一点不同。我认为自然境界并不是一种低境界。自然境界里，更多表现了地域的共同性格，比如朴实、有血性等等。我选取的一些人物是在这个层面上表现得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并不是说他们是最低境界的人。同样这些人，也可能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出现。

　　湘江周刊：对这种人物和人物事迹的选择，您有什么样的标准？

　　王开林：湖南的人物太多了。我一定要选择不仅仅是在某一方面很突出、有特点的人，而且他的特点还是别人不那么具备的人。我写这个书，要写出一种湖南人的气场，而且这些气场是要互补的。比如说同样的勇敢，但有的人是那种很壮烈的勇敢，而有的人则是绵里藏针的。

　　“设身处地”地臧否人物

　　湘江周刊：您如何看待湖南的自然地理，对于湖南人境界形成的影响？

　　王开林：湖南不是发达地区，交通不是很方便，人们向中原的进发受到很多阻碍。在出路不很多的情况下，湖南人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因此性格就比较激烈。遇到外部压力时，对抗性会更强。这种对抗性在乱世里体现得极为充分。但这种人，下起手来也是最狠的。曾国荃曾反省，湖南人最大的问题是不够仁厚。

　　湘江周刊：您写了一百多个人物，跨越了两千余年。评判人物是一件难事吗？

　　王开林：当然，因为需要因事而评人。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实际上棺都已经盖上了，但就是论不定，这种情况常有。在人文写作的方面，完全客观是不存在的，但还是有原则，就是不能够纯粹依据自己的好恶，必须要在更高的维度去看，要设身处地地臧否人物。

　　湘江周刊：我们应该说这是分析湖南人性格、境界的书。

　　王开林：其实我更多的是分析，是客观地看待——湖南人的精神和境界曾经有什么样的表现，在历史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给了我们多少启示。不要简单说湖南人都是很牛的，都是褒扬或是小贬大褒，一定要参差多态。像书中易顺鼎这样的人物，私德有亏，公德也不算很有亮点，但是他恰恰又代表湖南人的一面，湖南人是一个多面体。

　　湘江周刊：听起来书写的是个很大的主题，但这本书是由短篇文章组成的，读起来很轻松。

　　王开林：现在是网络时代，很多读者没有耐心去阅读长文章。大家喜欢拍小视频，先确立一个小主题然后拍。我在写作方面也讲究剪辑，我这100多篇，也就相当于100多个小视频。它们是围绕着一个个点生发开去，但是这个点又跟面是有关联的。

　　“这些人物是我们来路的一部分”

　　湘江周刊：读他们的故事，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王开林：当代读者的视野和生存状态，跟古人不是同质同构的。但不管是在乱世还是在和平时期，我们对一些品质的要求是一样的。你也会自然想到我们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要倔强，要有骨气有责任心，还要有反省精神。

　　湘江周刊：当代交通发达，文化趋同，地域限制少了很多，您觉得地域自豪感还有价值吗？

　　王开林：一方水土生一方人，中国人还是很重视地域。我写这个书并不简单地体现湖南人的地域自豪感，而是介绍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事，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样子。我们是故乡之树上的一片片叶子，我们对于这棵树就会有不一般的情感。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问来路，这些人物其实就是我们来路的一部分，而我们自身也都在这个地域文化的链条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