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湖湘文化的魅力，首先体现在个性鲜明的湖南名人身上。由王开林著、岳麓书社出版的《湖南人的境界》，“以人物为经、以文化为纬”，用生动的文笔重点介绍了2000年来100余位湖南人物，阐释了湖湘文化的精髓。

　　本书用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建构的原始框架来安顿湖南人的四个境界。其呈现方式和路径如下：一是总体而论之，彰显精神内核；二是大体而言之，概举事迹要端；三是具体而观之，摄取诗文亮点。

　　从文稿创作、装帧设计到成书出版，字里行间凝结了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本书考察对象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人物事迹散见于正史、野史中，资料庞杂，线索繁多，作者爬梳剔抉、斟酌打磨，凡是引证的地方，原文可信则注明出处，可疑则弃而不取。

　　展现历史人物的多重气质和湖湘文化的丰富层次，本书既是一本简明湖湘文化史，又是一本湖湘人物故事集。我们特别组织此专版，向读者推荐这部认识和描述湖南人精神和文化的好书。

　　郑佳明

　　王开林先生的大作《湖南人的境界》出版，岳麓书社的朋友嘱我写一点文字，我欣然领命。我曾与开林共过事，我们还是北大校友。他是一位视野开阔、功底扎实、硕果累累的作家，印象中他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特立独行、愤世嫉俗。

　　认识湖南人的精神世界

　　《湖南人的境界》是个好题目，正如开林在《后记》中所说“精神愈明朗，境界愈奇崛。若以精神为旋律，境界即乐章”。王开林用冯友兰先生“四个境界”的概念和逻辑，用哲学的方法和文学的语言，发掘湖南人的群体无意识，认识和描述湖南人的精神世界，别开生面。以人为本，以故事讲人文，以事迹讲境界，以史笔写文学，别出心裁。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他所描述的四种境界之人分别为：生物的人，现实的人，道德的人，宇宙的人，依据人生“觉解”的程度，也就是觉悟和解脱的程度，由低级向高级渐次而成，前一个境界是后一个境界之基础。作为个人，四个境界也是人生修行的四个阶段。作为一个群体，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一个地域的人类来说，精神、文化、文明次第开悟的过程也是人的境界升华的过程。鸣响于天地之间千百年的湖南精神的旋律，谱写出湖南人的四种精神境界。

　　三湘四水哺育湘人精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人的“自然境界”来自湖南的自然环境。湖南是一块美丽神奇的土地。湘、资、沅、澧由南向北，从群山中穿过，注入洞庭湖，留下星罗棋布的山水田园，如锦绣的画卷。一年四季，绿树长青，鲜花盛开，动物繁多，生机盎然，养育着三湘儿女。湖南多山多水，山多，使人坚强，水多，使人灵秀，湖南人能雅能俗、能文能武、能柔能刚、能狷能狂。湖南地形地貌特殊。险峻武陵，苍莽罗霄，逶迤五岭，三面环山，一面向北开口，面对着浩渺的洞庭湖和滚滚长江，形成一个巨大的马蹄形盆地。地势南高北低，冬天北风毫无遮拦地直贯三湘四水，气温骤降；夏季太平洋带来的雨水被阻隔在山外，炎热异常。洪水和干旱常常结伴而行，接踵而至，锻炼了湖南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少数民族的“霸蛮”和极端的气候造成了湖南人的“血性”。

　　山水的多样性也造就了湖南人文的多样性。楚人到达之前，三苗、百越、巴人等土著部落在这里生活。与中原华夏族深受道德秩序约束不同，这里丰富的地貌，变幻的时节，众多的部落，深藏着神秘野性的巫文化。由“巫”文化至“楚”文化，由楚文化到“道”文化，由“道”文化到“汉”文化，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湘人精神也随此流变。唐宋以前，朝廷把荒僻的湖南当作流放之地，从屈原、贾谊开始，一直到李白、杜甫、王昌龄、元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胡安国、朱熹、王阳明等数以百计的高官和文人来过湖南。

　　有一本书，叫《历代名人咏长沙》，据记载古代名人仅仅是咏长沙的诗词就有五百三十八首。他们留下足迹，留下诗文，留下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流寓文化不仅大大提高了湖南的文化品质，客观上大大加强了湖南与全国文化的交流。湖南精神连接着华夏文明的血脉。

　　湖湘文化提升湘人境界

　　“功利境界”的背景是现实生活给予人生的激励。“功利境界”并不低下，作为发育成熟的典型的农耕社会，湖南人的功利之心，具有农耕文明的特点。采集渔猎，躬耕陇亩，勤俭持家，追求富贵。与中原不同的是，楚人“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为了生存而奋斗，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王开林在“自然境界”一章里，讲了43个人的故事，重点是讲湖南人的好胜心，血性血气、勇敢坚韧、“好走极端”“朴实为尚”“专开硬弓”。 “血性”是湘人的突出性格特点，举世公认，陈独秀的《湖南人底精神》，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流传甚广，大概就是对此的认同。

　　从“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是一个递进关系。古代历史上，湖南的地域文化并不是最发达的，春秋战国，我们比不过齐鲁；汉唐，我们比不过秦晋；明清比不过江浙。既没有燕赵悲歌，也没有魏晋之风。《湖南人的境界》写了一百多位湖南人的事迹。我估计了一下，百分之九十是近代以来的人和事。湖南人的境界升华与湖湘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湖湘人才的涌现，湖南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实在是经世理学之功。

　　“理学”兴起在两宋时期。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之下，宋朝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大量文化资源转移到江南，在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下，湖湘文化得到发展的机遇。湖南人周敦颐开创了“理学”思想体系，他的两位弟子程颢和程颐阐发弘扬了这一学说，后人胡安国、胡宏等建立了“湖湘学派”，其继承者，重要的思想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秉承“传道济民”宗旨，一方面把“理学”教育与传承和书院形式结合起来，使“理学”在湖南根深叶茂；另一方面，张栻对理学精义深入研究，特别是与朱熹等当时最重要的学者会讲于岳麓书院，极大地活跃了学术气氛，广泛地传播了学术思想，使湖南成为南宋的文化中心，学术重镇。

　　从两宋开始，湖南成为书院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并产生了岳麓、石鼓等全国闻名的书院。当时有“天下书院半湖湘”之说。由于岳麓书院的带头作用，湖南各道府州县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并迅速连成网络，成为理学在湖南学术研究和传播的体系，成为湖南的教育体系，形成了浓厚的理学氛围和深厚的湘学积淀。从文化上讲，理学加书院，改变了湖南，湖南成了中国学术重镇和义理之乡。

　　经世理学开辟湘人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讲的第四个境界叫“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实际上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宇宙的境界，超越经验的形而上的境界，是通过修炼达到“忘我”、“无我”的境界。人们常常用“横渠四句”来表达这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卓越优秀的人物，中华文化一直在推崇追随这样的人物，而这种人是极少数，历史上我们把他们叫作“圣贤”。儒家文化从一开始就提出克己复礼，修己安人，“修齐治平”。宋朝之前，儒家思想停留在道德层面，常常收拾不住人心，社会公认的“圣贤”凤毛麟角。直到周敦颐提出太极说，把人类看作是宇宙生生不息产物，人的“中正仁义”来自于“天道”。从此，儒学豁然开朗，走向复兴。周敦颐复兴儒学最重要途径就是为理学找到了形而上的理论。如果说原始儒学强调的是道德践行，那么理学哲学强调的是形而上的信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地境界。道德可以遵守，但是难以信仰，宗教和哲学则是信仰的源泉。精英治国，精英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天地境界，国家民族如何得了？内圣才能外王，有信仰方可治国安邦，周敦颐成为理学宗主仅仅因此。

　　姜广辉先生说，理学是一场学习圣人的运动，争做圣人的运动。如果从韩愈算起，这个运动实际上进行了一千多年。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环山面水的盆地地形，使湘人具有独立性和内聚力。这种独立性和内聚力，长久地影响着湖南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地理上的盆地，也形成了思想文化的盆地，这里藏风聚气，坚守和传承了中华民族古老本源的文明基因，孕育了周敦颐、王船山、魏源这样引领中国的大思想家，孕育着嘉、道、咸同时期那一群群挽救危局的读书人。湖南人，湖南士子笃信理学，又遵从胡安国、胡宏、王船山、陶澍、魏源一贯的经世思想传统，曾国藩和湘军集团践行经世理学成就辉煌，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打通了天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近代湘人境界普遍升华，湘人精英中达到天地境界的人，多如天上的繁星，这恐怕是近代湖南崛起的奥秘。经世理学，从学术到事功，从理论到实践，从个别人才到湘人群体，从王船山到陶澍、魏源，从曾、左、胡、彭到谭嗣同、黄兴、蔡锷、杨昌济、毛泽东，湖南引领中国，走出了历史的循环，走向了历史转型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