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智良

　　时光飞逝，仿佛才过春节不久，转瞬却又到了年末尾梢。临近新春，又到了写春联的时候。

　　晚上，待将小女儿哄睡、诸事皆毕、夜阑人静之后，“请”出怠慢了许久的“伙计们”（文房四宝），展纸铺毫，“唰唰唰、唰唰唰”，三下五除二，几副春联便一挥而就。闻着浓郁的翰墨清香，听着窗外寒风从树梢、电线上急匆匆掠过的尖利脚步声，不由忆起昔日写春联、卖春联的往事。

　　我出生于湘北农村，祖上是否出过文人不得而知，但我所知的几代却均务农，属于正宗的泥腿子。一代接一代的血脉中都流淌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未出过半个文化人，不知毛笔是何物，更遑论懂书法了。村里会用毛笔写字的人也极少，因此过春节很少贴对联，只有偶尔年景好些时，才央求村小的老师帮忙写副红红的春联贴在门口，增添些喜庆气氛。爷爷不过小学文化。到了父亲这辈稍好点，但也只读到初小。直到我这一辈，才终于摆脱农事的牵绊，与文化结缘，成了“所谓”的书法家和作家。

　　我真正接触毛笔和书法，是初中毕业那年。当时大江南北兴起一股硬笔书法风潮，满大街都是硬笔书法字帖。我也跟风买了本硬笔字帖，临习过一阵后，对传统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偶然购得一本清代黄自元临写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如获至宝，时常观摩临写。中考之后放假，没有暑假作业，我便每天趴在家里的矮桌上认真临摹“九成宫”。因家里经济拮据，没钱给我买宣纸、毛边纸和白纸，我就用从当干部的大姑父家找来的旧报纸练字。其时因父亲体弱干不了重活，我家就从农村老家迁至我现在工作的小镇，租住的两间房子逼仄狭小、密不透风，我常常光着膀子练字都热得汗流浃背。

　　在长达两个月的酷暑中，我沉下心用钢笔和毛笔扎扎实实临习了几遍《九成宫醴泉铭》，进步飞快，还用白纸写了几幅楷书作品，贴在父亲理发店的墙上作装饰。每每听到顾客夸奖墙上的字写得好，父亲便自豪地笑着道：“这是我小儿子写的！”

　　此后，为自家、姑姑和姐姐家写春联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头上。每到过年前几天，父亲就会“拨”点“专款”给我，买来几张红纸和一小瓶墨汁。我从日历本上找内容相宜的几副对联写好，再骑单车一一送到两个姑姑和姐姐家里，也算是过年的一点小小心意。

　　但那时我写对联仅限于“内供”，从未想过拿去卖钱。读高二那年寒假，离过年约莫个把星期，母亲说附近街坊有个姓李的退休老教师准备在街上摆摊写对联卖，要我去帮帮忙，顺便见见世面、学点艺。我欣然应允，第二天一早就屁颠屁颠地拿了支毛笔跑到李老师家里，帮忙将桌子、红纸、墨汁等用品一起搬到街道边，摆起了卖春联的摊子。记得当时李老师定的价格是小对联2元一副、大对联3元一副，加长加大对联另议。开始只有李老师一个人书写，我充当“书童”的角色，帮他裁纸、牵纸、倒墨汁兼收银。原本想从李老师这里学点东西的，但看他写了几副对联后，觉得他的毛笔字没临过帖，不由有点失望。失望之余，我也不禁跃跃欲试。于是在李老师的应允下，我在桌子另一头摆开架势，开始了“首试啼音”。一些打年货的群众路过我们的摊子，看到我用行楷写的对联后，夸我的字十分大气、遒劲有力，指定要我给他们现场书写，一时搞得我手忙脚乱。记得那年我们一直写到大年三十上午快12点才收摊，李老师分给我100多元工钱。我把自己劳动赚来的钱交给母亲时，父母亲都乐得合不拢嘴。

　　从第二年春节开始，我便独自上街摆摊写春联卖，每年都能赚个三五百元。虽然每次手臂都写得酸痛不已，有几次还把手冻伤了，但能够用自己的字赚到钱、帮父母亲贴补家用，我感到十分开心。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开始拿工资后，我才停止了“鬻字”生涯。

　　时隔10多年后，大约是2015年、2016年，我移居岳阳市内，房子装修之后欠了些账，年底手头拮据，我利用春节前两天年休假时间，又重操旧业，和爱人一起在岳阳市东风广场、梅溪市场门口摆了两次卖春联的摊子，每次都能挣个一两千块钱，倒也稍稍缓解了点经济压力。

　　近几年，家里的经济条件日益改善，我便再也未曾上街摆摊写春联卖了，只是偶尔参加文联或书协组织的送春联下乡（进社区）活动，免费为群众写春联。虽无收入，却方便了大家，也重温了往昔摆摊写春联的经历，倒也颇为快乐。

　　时移世易，许多往事都已消融于岁月深处，唯独摆摊卖春联之事却深深镂刻于记忆之中，无法消磨。每每反刍这些记忆，总能体验到一些非同寻常的人生况味，也一直默默滋养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