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

　　拉丁诗人泰伦提雅努斯·马乌曾经说：“书籍自有命运。”诗人的话常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我来说，这句话很适用于本书。

　　本书原是“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一种。1992年《光明日报》上曾广撒“英雄帖”，向全国征集各志作者。《艺文典》主编是刘梦溪先生，似乎对《散文小说志》和《诗词曲志》的应征者不甚满意，所以亲自约稿，前者由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撰写，后者则由我承担。

　　写作工作始于1993年，1995年初交稿，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百部巨帙，堪称豪华。但令人遗憾的是，赠送作者30册样书以外，全书以成套出售的方式发行。所以除了经济实力较强的图书馆入藏，个人几乎无力拥有。它虽然曾经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美国时的礼物蒙受殊荣，却很难成为普通读者案头邺架之物。

　　也许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十多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希望单独印行本书，或照旧或增写，而我当时忙于域外汉籍研究事业的开拓，兴趣被“瑰奇异境”所吸引，无心“却顾所来径”。四五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意欲出版本书，那时，“拨弄旧琴弦”的工作已不至于使我厌烦，如果编辑稍加督促，也就不会功亏一篑了。前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文礼先生再提此节，并且列入议事日程，我终于决定摆脱琐事，利用寒假完成了本书修订，它也终于有机会以平凡的形象与读者见面了。的确，“书籍自有命运”！

　　说是修订，其实更动极为有限，只是调整了若干字词语句的表述，改正了个别讹误而已，书名则易为《中国诗词曲史略》。

　　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其著作追求的是“会通之旨”，意欲“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本书无此奢望，但也追求能将中国诗词曲当作一个整体而“条其纲目”，使普通非专业读者对于中国诗学的特征、演变、价值和意义有一基本认识。所以，本书既不刻意追求独创性，也不列举炫耀稀见文献，只是对被历代公认为“杰作”的作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个人解读。而“杰作”的选择标准，也往往以被我记住的作品为基础，我确定这不是一份冗长的清单，但可能因此而与很多读者记忆中的作品相吻合。

　　当然，作为“文化通志”之一，本书会着重考察随着这些作品带入的文化印痕，并力图透过审美活动加以开发研讨。2010年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集合了众多美国名校的名教授执笔，其写作方法，据主编序言所说，是“采用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从而成为该文学史重要的和主要的特征与贡献。而在20世纪末出版的本书，采取的恰好也正是上述视角，但篇幅不足其书的三分之一，这表明我的叙事远远少于我的省略。但愿能借用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第十六版前言中的话：“某一方面的任何所得都可能导致其他方面的所失但是我真诚地希望所得远胜于所失。”

　　如果今天重写本书，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可以得到改善：一是知识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扩大，在知识的全面性方面，今天总是比过去更为均衡，这足以使某些章节的论述可以避免匆忙和肤浅；二是观念上的，经过三十年来对域外汉籍的耕耘，我会更加注重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和影响，在讨论中国少数民族和域外汉诗的时候，不过于强调汉文化的同化力和辐射性，而是尽力展现文化交流中的双向互动。

　　同样，在讨论20世纪新诗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时，除了纵向梳理传统诗词曲中白话成分的逐步增强，对于翻译文体和外国文学的影响作用，也会增加评价的强度和力度。

　　然而就整体来说，我对本书论述的基本框架和结论仍然持肯定的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维持其原貌让她重新面世。

　　最初交出书稿时的我——36岁，如今再次出版时的我——63岁，时隔27年重新打量这部著作，让我想起意大利学者兼作家翁贝托·艾柯，他在26岁撰写了《中世纪之美》，54岁为该书的英译本写《再版前言》，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在这本小书中，我以年轻学者的笨拙方式讲述了一个故事，但时至今日，我依然相信这个故事。”我对此深有同感。

　　今天，南京降下了2022年的第一场大雪，窗外一片银装素裹，不知什么时候，脑海里飘来两句陶渊明的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中国诗词曲史略》，张伯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