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飞

　　书香氤氲，院中春秋。书院，历经1300年的发展，到清代末年，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是我国古代思想研究创造、文化传播普及最广泛和最重要的机构。

　　公元718年，唐玄宗创立丽正书院，以整理内府典籍，这是书院首次出现在官方记载中。而位于湖南攸县境内的光石山书院，却是有据可查的中国最早的书院，且早于丽正。

　　湖南书院发展之早、名声之大、数量之多、普及之广，学术、人才之盛，居各朝前列，为士林所公认。宋代四大书院中，湖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均位列其中。天下名院，半属湖湘。湖南书院不仅以历史上共有531所的数量高居全国前列，还形成“学术源流之胜，未有出湖湘之右”的学术成就，不断开全国风气之先、引时代际变之烈，其积淀的精神品格，润泽湖湘，激荡华夏。

　　在漫长的岁月里，湖湘书院承载着延绵不绝的精神要义和文化根脉，穿越千年，烛照未来。

　　1.生长

　　2014年，在攸县文化园中轴线北端，新建成了一座石山书院。石山书院与光石山书院一字之别，荏苒的却是悠悠一千三百年。这虽然不是光石山书院本来的模样，但基本涵盖了早期书院的功能布局。

　　隋唐时期，结束长期分裂战乱后，以科举制结束了士族垄断，整个社会焕发着渴望知识与人才迸发的勃勃朝气。以文弘教、以书聚人的书院随之兴起。当时的书院，以藏书为基础，以读书为主体，同时兼有切磋研究的功能。

　　安史之乱后，中原饱经战乱，文化名流纷纷踏进三湘大地。公元769年3月的一个清晨，经历安史之乱的杜甫，穿过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来到衡山县城。受邀参观当地书院后，颠沛乱世中安静读书的场景，让他心醉不已，写下“衡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的诗句。对这里引领风尚、弘扬大义，充满着期许。

　　书院之长，称之为山长，源自唐代对山居讲学者的敬称。书院选址常以名山为首选。位于衡山西麓烟霞峰下的邺侯书院，因唐代名相李泌隐居而修建，开创了书院儒佛道交流对谈的先河。邺侯书院的藏书均以“悬牙签”方式进行分类标注，并向大众开放。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其图书分类方式沿用至今，“邺架”也成为藏书的别名。

　　不拘泥一派，不固守一端，成为湖南书院为这方水土奠定的精神文脉，也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广纳开放和自我调适的风范。

　　据统计，唐代书院约49所，而当时文化相对落后的湖南就有8所，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成为全国文教胜地。

　　湘江西岸，临橘子洲头，长沙岳麓书院，掩隐于一片青翠中。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知州朱洞，在五代二僧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二十年后，潭州知州李允则希望能解决书院因人而兴、因人而废的困境，决定在教学、藏书、供祀三大基本功能之外，创造性地增加了学田。让田租源源不绝地为书院提供办学、维修的经费。岳麓书院开创的四大规制，已经类似现代大学的教学楼、宿舍、礼堂、图书馆、校史馆和基金会等，成为全国书院争相模仿的范式。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御笔赐书“岳麓书院”匾额。此时的湖湘书院，也迎来了大爆发。

　　宋代以文治国，强化科举取士，但其早期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州县设置了官学，远远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求。所以官方把这个已经有了教育教学功能的书院，抓了几个典型进行表彰。

　　风尚之下，野火燎原。湖湘的大族宗亲、乡土士绅以及主政官员纷纷力倡文教、兴盛书院。衡山赵抃书院、永兴湖南书院、湘阴笙竹书院等一大批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密集地生长在湖湘大地上。

　　2.弘道

　　除形式上奠定中国书院的规制之外，湖湘书院还在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核心方面，开全国之先河。

　　汉末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和凝聚力，到了隋唐时期，佛教、道教盛行，价值观处在散乱状态，整个社会需要有新的思想体系来凝聚人心，形成共识。儒生们感叹，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思想创造，整个社会会陷入万古长夜之中。率先擂响鼓声的，便是湖南道县人周敦颐。

　　周敦颐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新儒学，弥补了原始儒学缺乏内心慰藉、人生关怀和终极追问的缺憾，因强调道统和天理，人们习惯称之为“道学”或“理学”。自此，中国思想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当周敦颐的再传弟子胡安国踏进湖湘大地时，北宋已经变成了南宋。让胡安国痛心的是，“靖康之变”时，以科举和高官为目的的太学生，居然大多趋附于南下掠夺的金兵。

　　隐居于湖南的胡安国，在乱世的颠沛中苦苦寻觅着能重新支撑起人们信念与筋骨的精神力量。31年间，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了在全国影响巨大的“湖湘学派”，其沉淀的专务自强的精神品格，甚至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岳麓书院讲堂中的屏风上，至今镶嵌着张栻撰写的《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栻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书院不仅仅是为了科举利禄和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以传道济民。

　　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相比其他学派，更强调血性担当和经世致用，跟现实生活结合得更紧，也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张栻本人就根据北伐需要，让书院学子“晓畅军务”。他还与受邀前来的闽学代表朱熹在岳麓书院会见。这次被后世称为“朱张会讲”的会见，开创了不同派别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先河，也由此夯实了湖湘文化“不囿门户”“兼容并蓄”的精神基因。张栻常常以此勉励岳麓诸生，要成为真正有气节的国之栋梁，而不是趋炎附势之辈。书院，也从授业向传道转变。

　　张栻逝世后，朱熹为书院制定了第一份学规，其中一句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成为全国书院学子广为流传的为学修身之道。

　　朱熹认为书院教学的核心，是讲明“义理”以修身，然后推己及人，而不是为了“钓声名、取利禄”，与张栻“传道济民”的理念相呼应。这也成为岳麓书院始终坚守的传统，被后人称之为“朱张学统”。

　　“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通晓时务物理”，这些朗朗上口的学规，提倡严肃的人生态度、勤俭的生活习惯，培养社会所需的“时务”人才，被学子们随时默诵，成为岳麓书院一以贯之的宝贵学风，既是张栻传道济民、经世致用教学精神的延续，也是人才勃发的内在源流。

　　在张栻的努力下，一个学术思想相近、影响巨大且勇于践行的理学群体形成了，他们被统称为“岳麓诸儒”。在湖南业已形成了潭州岳麓、衡州石鼓、道州濂溪、靖州鹤山等全国知名的理学中心。其中的靖州是少数民族同胞聚居区。公元1225年，宋末著名理学家魏了翁贬居于此，创立了当地最早的书院——鹤山书院。鹤山等书院，成为推动各民族同胞接受儒学教育、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载体。湖南人也以更加清晰的文化自觉和精神特质，直面挑战。

　　公元1275年，当再一次面临国家危亡之时，岳麓等书院师生，这群从未拿过兵器的儒生，顽强抵抗强悍元军达三月之久，大多牺牲。后人赞道：南轩先生（张栻）岳麓之教，身后不衰！从此，在国家危难之时，书生带兵、书生救国，成了湖湘地区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

　　3.绽放

　　清代对书院管理彻底官化，经费、师资都有了充足保证。省会书院、府级书院、县级书院，各级官办书院的山长都由各级行政长官礼聘，主政官员也常常按晚辈学生的礼节对待山长，以表明对于书院的敬意。此时的湖湘书院，已经在全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成为公认的榜样。

　　清初因为大兴“文字狱”等原因，学者们纷纷钻进故纸堆里，以考据为主的“汉学”兴盛起来，提倡论断学问皆有根据来源，而提倡“内圣外王”的“宋学”衰落下来。

　　在这个大背景下，到了清代中晚期，一直坚持兼容并蓄和经世致用传统的湖湘书院，迅速展现出卓然不群的姿态来。

　　在岳麓书院的正门，有一副全国闻名、充满豪气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此联诞生于1812年，由山长袁名曜和学生张中阶联袂完成。

　　那一年，魏源19岁。进入岳麓书院学习，是魏源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受岳麓书院严谨治学、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魏源从一介书生，开始成长为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后来，受同样肄业于岳麓书院的贺长龄委托，魏源编选了一套收集清代以来关于政事、文教、刑律、经济、军事等领域实用文章的《皇朝经世文编》，开启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思潮，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更是湖湘书院经世理念的直接体现。

　　就在魏源入读岳麓书院的同一年，胡林翼、左宗棠出生，曾国藩刚满周岁。清代中兴四大名臣中，曾国藩、胡林翼受业于岳麓书院，左宗棠肄业于城南书院，彭玉麟肄业于石鼓书院。这一群书生，全部成为了湘军的领袖，并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赢得胜利后，开始从传统“内圣外王”转而追求国家富强，创造了“晚清中兴”的局面，也开启了民族工业的大门。

　　经过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的提倡，经过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人的弘扬，面对内忧外患，湖湘文化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正如谭嗣同写道，“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现代著名史地学者谭其骧曾总结道，“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在岳麓书院挂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联的一百年后，陈独秀在1920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中说，明末清初的时候，王船山先生何等的艰苦奋斗的学者精神；在晚清的时候，近代的时候，曾国藩、罗泽南扎硬寨打死仗的何等的书生精神；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蔡锷，那种知识型的军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概括，所谓湖南人底精神就是奋斗精神，就是桥梁精神。当年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这些人，他们的事业是“造桥”。他认为，当时国家正又处于巨大的苦难之中，所以“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来造出更大更精美的桥。

　　从唐代杜甫的“首唱恢大义”，到清代“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经过书院熏陶的湖湘子弟们，迸发出拼尽一切也要为国家闯出一条血路来的血性担当，以及除非“湖南人尽死”，也要拯救国家命运的赤诚信仰。湖湘书院不仅深度参与了中国思想变迁中的每一个关口，而且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推动和示范作用。

　　4.薪传

　　1901年9月14日，一道从朝廷发布的上谕，迅速传遍全国。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书院将陆续改为大、中、小三级的新式学堂。这意味着延续一千多年的古老书院，将从此成为历史。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冲的家，前往五十里外的湘乡东山学校求学。此时的东山学校，因九年前的那场改制，而从传统的东山书院蜕变为远近闻名的新式学校，开办了算学、格致、方言、商务等课程。这让渴望新知的毛泽东，心向往之。

　　“公诚勤俭”，是东山学校的校训，这也成为毛泽东坚持一生的品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向美国记者斯诺介绍东山学校时说道：“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后来他又感慨道：“我进不了东山学校，也到不了长沙城，只怕出不了韶山冲呢！”

　　在这位革命伟人心中，东山学校，正是他迈向新世界的第一步。面对时代新风，书院并未被岁月所掩埋，而是带着千年沉积的厚重和底蕴，自我变革，重获新生。

　　在千年大变局的际会里，书院一次次参与到推动中国进步的历程中，成为酝酿和传播先进思想的沃土。

　　当湖湘书院与时代的风云激荡和革命的波澜壮阔相遇，在民族复兴的宏阔伟业中，承载着悠远文脉的书香与筋骨，肩负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使命，又与新时代的中国一起，澎湃，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