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梁尔源最新的这部诗集名为《蝶变》，“变”是每一个在诗歌中磨砺和“修习”之人所必然要寻求的境界，尤其对于写作越来越“熟练”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梁尔源的诗歌非常可贵地具备了审视自我、社会、环境、他者的眼光以及面向自省、自查、自悟、自辨的能力，他的诗因此能够在光怪陆离的社会场域和人心潮汐的嬗变以及诡谲世相中一次次闪现出手术刀般的直接和冷峻。其中《猫眼》《揣摩》《拔牙》等就有着“世说新语”般的“言外之意”，携带了心理场域、微观量子物理和宏观现实生活叠加之后充满了可能性的“薛定谔的猫”般惊异的话语场，而其辐射效果和共情力量也随之提升。

　　在景观、风物以及更为细微的草木动物面前，梁尔源是一个凝视者，也是一个不停发出疑问的揣度者，这些物象一次次对应了心象和世道人心，对应了时间渊薮和森林法则。梁尔源在这方面的成功作品完成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过渡和转换，其间充满了不可见力量所携带的迷局，涉及对人、人性和精神世界的一次次叩访。

　　回到梁尔源的诗歌之“变”，“变”是变通、融通和思辨的体现，即诗人要具备“举一反三”的“复眼”般的视界。比如《张家界玻璃桥》同时出现了“穿衣镜”“玻璃幕墙”“玻璃桥”三者的“和弦对谈”，而《网的幻觉》则将各种可见与不可见之“网”同时予以呈现、交织。就“眼界”“取景框”而言，诗人必须具备从表象进入内质的窥视和返观能力，而万象皆为心象，这里有诗为证，“蹲在黑岩上的虎/多么安稳，多有城府/就像金沙江默念的那句经文/那痴眈眈的眼神/是惊天一跃的伏笔/浑身的骨骼已咔嚓作响/但仍匍匐得如此草木不惊/心想，要历练出/此种大象无形的心智/不知要嚼咽多少乾坤/不知要吞食多少豹子胆”（《虎跳峡》）。

　　在我的阅读感受中，这几年梁尔源的诗歌创作处于持续的爆发期，而其诗歌的成色以及水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就“变”的部分而言，智性和思想性的成分在诗歌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比如对自我、现实以及历史完成同步处理的能力，“随着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以及沉思品质不断得以凸显，这也是寻找通透的灵魂的过程。

　　梁尔源的“变”还体现在敏锐、深入和开阔上。他总是能及时地捕捉“现实”，但是又自觉地撇清和拒绝了“新闻化”的认知方式，尽可能地从人、物、事中提炼出人性、人生以及时代、历史的关键命题，能够通过一些细节、场景而观照出社会气候、世道人心、精神潮汐以及命运法则。譬如，当梁尔源将“厨师”的视野与“微积分”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诗歌的戏剧化效果、“跨界”效应以及情志深度就凸显出来了。

　　梁尔源的眼光也是“新”的、开放的、包容的，这需要诗人具备有着强大消化能力的“胃”。与此同时，这也使得诗歌的抒写对象和空间得以拓展，诗人的消化能力和精神载力得以扩容，诗歌的容留性、可能性以及有效性、复杂性得以增强。也就是说，梁尔源一直在观照着社会和时代的新变景观以及它们与诗歌和人的内在关联。现代性、高科技以及速度、全球化带来并时时更新着时代景观。当梁尔源的诗歌中高密度地出现“软件设计”“大数据”“云计算”等及新科技、新领域、新名词时，在纷至沓来的“新”景观中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一个诗人求新求变的写作态度，也由此看到了诗人不断扩展的眼界和繁复的切入角度。只有如此，诗歌才能既有来自大地、亲人和母体般的温度、亲切和沉重，又具备抬升至一定高度对自我、环境乃至时代予以审视、校正、透析和扫描的眼界。

　　当然，“新”的事物和景观是需要“新”的眼光以及写作方法的支撑的，而“新”的时间、空间以及整个场域也往往具有强大的磁场和吸附力量，诗人对“新”的处理和表达也就具有了难度、挑战和危险。对当下的写作者们需要提醒的是，一个诗人或作家越是想接近“当下”和速度化、剧变中的社会景观，他就越要审慎，需要具备适度的观照距离和全方位的观察角度，反之则很容易滑入到惯性叙述套路的“黑洞”之中。

　　（《蝶变》，梁尔源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