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水运宪，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48年5月出生于常德。代表作《祸起萧墙》《为了幸福，干杯！》《雷暴》《乌龙山剿匪记》《天不藏奸》等，作品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剧本奖、《当代》文学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

　　20来岁时，青年工人水运宪经常唱起这首歌。这首歌在工厂里很流行，但对他算不上有启发，“就是觉得挺鼓舞的”。

　　30岁离开工厂之后，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刻起，这首歌，开始回荡在作家水运宪的脑海里。一回荡，就是四十多年。连同旋律出现的，还有二十啷当岁的自己，与那些在记忆中永远洋溢着饱满生命热情的张张脸庞。

　　在专业作家的心里捂了四十多年，一段旋律早已捂成了一个丰满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也各自长得熨帖。把故事初稿写出来，只花了不到三个月，他却不觉毛躁，只觉畅快。经历了一系列的研讨、改稿等相关工作之后，近日，水运宪最新长篇小说、40万字工业题材力作《戴花》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上市。11月9日，在《戴花》新书媒体见面会上，水运宪与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新文详细介绍了《戴花》的创作和出版过程。

　　《戴花》是特殊历史时期师徒两代炉工劳模接续梦想荣光的奋斗故事，今年8月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首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它写出了两代技术工人身上不同的时代印记、相同的精神传承。“戴花要戴大红花”，“大红花”就是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的代名词，“戴花要戴大红花”既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又是人性的必然归属。

　　难以磨灭的记忆

　　“有些印记一辈子都抹不去，后来才明白，那就是完整的一生。”（《戴花》题记）

　　印记，来源于水运宪的工厂岁月。1966年，18岁的水运宪进入常德电机厂，做了一名翻砂学徒工。3年后，他被调入电工班，还参加了厂里的很多业余活动，打篮球、文艺宣传、展览、画画……

　　厂里有读书会，水运宪在那里看了不少书。看完书，他又向工友们说书、推荐书，这直接推动他走上了创作的道路。“18岁到30岁，我在工厂待了12年。这一段时间对人是多么宝贵。”他说，“我看到的工厂情景，留在我心里头的很多东西永远都是鲜活的，每个人物也都是鲜活的。很多年后，真有这么一次，我做过关于他们的梦……”

　　成为作家之后，水运宪写出了经典的小说《乌龙山剿匪记》《祸起萧墙》，写出了许多剧本。但写出一本工业、工厂题材作品的愿望，还时时在心底闪现。可是，那段时光已经走得太远了。“那个年代的人和事，跟现在的年轻人恍如隔世。”老作家笑着，又纠正自己，“就是隔世，不是恍如。”

　　所以，还会有读者看吗？写这个故事，有没有“时代违和感”？

　　去年11月份，水运宪在给毛泽东文学院第二十期学员讲完课的时候，顺口提到了这个题材。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些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听得入了神。互动阶段，学员们纷纷提问他：“你怎么不写这个故事呢？”

　　“我写出来，你们会感兴趣吗？”

　　“想听你讲，好听得很。”

　　回到家里，水运宪觉得，无论如何，要写。

　　想写几个津津有味的人物

　　故事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末，一群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了德华机电制造工厂，进入生产一线学习、实践。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的学历和专业全部“清零”，一律下到车间去当学徒工。主人公“我”杨哲民被分配到翻砂车间熔炉班，拜车间老工人莫正强为师，成为了一名劳动强度最高、职业风险最大的炉前操作工。

　　杨哲民对师傅莫正强第一印象“糟糕透顶”。这位莫师傅，文化不高、其貌不扬，还不太讲个人卫生，简直“乏善可陈”。大学生与“大老粗”的“对撞”，让理想主义碎了一地。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观察力强、心思聪颖的杨哲民却发现，自己的师傅绝对不可以被等闲视之。莫师傅聪明机警，为人也善良。再相处一段，杨哲民又发现，莫师傅主观武断，争强好胜。但他的争强好胜，都是为了戴上一朵大红花，成为一名光宗耀祖的劳动模范。

　　与此同时，莫师傅也发现了杨哲民的优秀和不同凡响之处，在欣赏喜爱之余，他心里却忌惮这位有文化又年轻的徒弟打他的“翻天印”，越过自己，当上劳模。于是，他还在徒弟的职业成长之路上下绊子……

　　他们是师徒，亦是对手。

　　在这对师徒身边，还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人在同学之间产生情感纠葛，有人陷入不理智的伦理纠纷……这段青春的故事，充满着理想与激情，也充满着不稳定的因素。

　　越写，水运宪越有自信。他没有写一个故事梗概，也没有设定小说角色的“人设”，但是，“我写得得心应手，因为这是我自己烂熟于心的生活，切肉连皮、情感相依的人物。”他说，“他们被人打一下，我的头都疼。”

　　他绝不是要写什么十全十美的人。“你说莫师傅这个人，真不知道怎么说他才好。又喜欢他，又觉得这个人太局限了，有很多毛病。”莫师傅关爱徒弟，但徒弟在他面前搞搞技术革新，他也忍不住想——“你到底是给技术革命，还是革我的命？”在莫师傅身上，人的可爱之处和可厌之处在复杂纠缠。

　　这样让人津津有味的人物，与水运宪创作《乌龙山剿匪记》的经验分不开。他发现，尽管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几个人物，至今读者还在不断提起。“我喜欢写人物，喜欢写得好看，喜欢写得让大家看了不想放手、不忍释卷。很多人会说他们对我笔下的田大榜‘榜爷’印象深刻。因为我把他写得特别狡猾、深邃、算计、阴冷，但是他又有他的人情味、特点。我不求《戴花》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求的是这部作品要有更多的读者。那么我的方法是处心积虑把人物写好，把故事写有趣，让读者有很强的代入感。”

　　不谈“传递精神”

　　《戴花》发生的舞台不大，故事场景在厂里，往更小了说，主要在车间里。“它是工厂题材，讲述一个工厂就像解剖一个细胞。我只是把这一群人写给你，看他们的曲折经历，他们的情感。”

　　水运宪所写出来的这些故事具有一定的紧迫性。比如，在那个年代的工厂里，师傅和徒弟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系，与商业、农业中的人际关系都有所不同。时代已经远走，而他现在无比珍视自己的“在场”。“这一个时代的作品，这些人际关系，我们一直不写的话，以后的作家可能写不了了。时代过去了，他们不熟悉。再想写，那都算历史题材了——把我们当成历史来写。”

　　但这些故事，都是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在创作初衷文稿中，水运宪写道：“虽然历史已不可复制，但那个时代的雄伟进程、人民大众艰苦创业的燃烧岁月、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永远值得我们激情地书写。讲好那个年代生动鲜活、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应该是我们这代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我相信，从那个时代打拼过来的人，曾经的日子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对于我们新时期出生的年轻人，那些峥嵘的岁月对他们来说难免陌生。恰恰因为如此，物质贫乏的年代、苦中作乐的生活、不甘人后的竞争、曲折多姿的情感等等一切场景，都成为了他们心中不可思议的人间传奇。”

　　尽管经历颇多，尽管这样的火红年代主题常常被赋予极高的奋斗精神价值，水运宪却说，并不想通过《戴花》向年轻人“传递些什么精神”。

　　“一个作家的本分和追求就是写好故事，写好故事里的人物。我想通过这本书讲一些好听的故事给你们听。我有感于那个时代、那些现象、那一个个鲜活的人，我一直没想到要去写精神。”

　　“也许，精神就在故事里头。”他说着，做了一个俏皮的预告，“我这两年会‘喷薄而出’哦。讲商场的《淬火》，讲官场的《出道》，都会完成。”

　　【名家点评】

　　很久没见到像《戴花》这样扎实的文字了，甚至还要用诚实二字来形容才对得起如此这般的写作，从第一句话，到最后的句子，不耍丁点花腔，硬是用平白的日常的掏心掏肺的语言，将那个大学生当工人的时代性和历史性极致地表现出来，不是过来人如何能做得到？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

　　《戴花》厚重却不乏灵动、处处跳跃着思想和智慧之光，塑造出了多个中国文学尤其是工业题材文学人物画廊中空前绝后的人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工业题材优秀长篇小说，可视为工业题材中的《山乡巨变》。

　　——《乔家大院》作者朱秀海

　　《戴花》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好作品，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小说主题“戴花要戴大红花”既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又是人性的必然归属。

　　——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