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成绩公布后，没有人感到意外。我的物理和化学都没有超过四十分。我的母亲决意让我学木匠。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陌生人的来访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姓翟，是镇上中心小学的教师。他说他有一位朋友在谏壁中学任教研组组长，如果我愿意去那里读补习班的话，他可以帮忙推荐。我与这位翟老师非亲非故，素不相识，而且我当年的高考成绩并不出色，他是如何从众多的落榜生中挑中我，并挨家挨户一路寻访，来到我们村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的母亲当即表示同意，这倒不是因为她对那所全县仅有的重点中学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也不是因为她对于我能考上大学有任何具体的信心，而是来访者的盛情超出了她的日常经验和想象力，让她感到惊慌失措。

　　当我带着翟老师的亲笔信来到谏壁中学的时候，事情远非我想象的那样顺利。翟老师的那位朋友在谏壁中学并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我能来谏中读书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语文、数学的高考成绩必须达到六十分。“否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读完了信，皱起了眉头，“把你的高考成绩单拿出来让我看看。”“成绩单让我给弄丢了。”我回答说，其实，那张成绩单就在我的口袋里。无论如何，我不能将它拿出来。

　　“丢了？”他反问了一句，眼睛盯着我看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撒谎，“那这样吧，你到县文教局跑一趟，他们那儿有存底，你去抄一份回来就是了。”他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县文教局的地址。我捏着那张小纸片出了校门，来到了马路边。

　　看上去我有两个选择：往东约十五公里处，是我的老家，我只要随时拦下一辆过往的汽车就可回到那里；假如我跳上3路公交车往西去，最终可以抵达镇江市，那是县文教局的所在地。两个选择都会指向同一个结果：我将不得不与学校作永久的告别，成为一名木匠学徒，每天给我的师傅搓上几条热乎乎的毛巾。

　　我在路边徘徊了两个小时，最后选择了没有希望的希望，选择了垂死挣扎，选择了延迟的判决，决定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来到县文教局，正赶上下班时间。传达室的老头把我拦住了，我勉强作了一番解释、央求，他只有一句话：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这倒也好，反正我也不是非进去不可。这本来就是一件荒唐的事。

　　我正要离开那儿，一个声音从背后把我叫住了。“小鬼，你有什么事？”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人正朝门口走来，女的梳着齐耳短发，男的夹着一只公文包。我说我想办一份高考成绩证明。“现在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男的说，他仍在急急忙忙地往外走。

　　“我看我们还是替他办一下吧，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女的说。那位男的犹豫了一下，就站住了。他们把我带到了办公室，一边为我翻找档案，一边问我是哪里人，高考成绩单是怎么弄丢的，还能不能记住准考证的号码，以及我需要这样一张成绩单派什么用场。

　　“我的成绩单没有丢。”这时，我突然说了一句。“那你还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怎么回事？”

　　“我想去谏中读补习班，可他们规定语文、数学必须达到及格线……”我答道。我把该说的都说了。还说了不该说的，比如母亲让我去做木匠那件事，我不愿替那位我既害怕又憎恶的师傅搓热毛巾。

　　“这怎么行！”她朝那位同事看了一眼，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他一声不吭地抽着烟，像是在盘算着什么心事，终于，他朝我摆摆手，让我到外面去等一会儿。

　　十分钟之后，他们又把我叫了进去。十分钟，一切都决定了。她把一张写有语文、数学成绩的证明公函递给我：“你看这样可以了吗？”“可以了。”我说。

　　我记得在这份公函上，语文成绩六十八分，数学是七十分。接下来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公章。他们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关上又打开，一遍又一遍。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我担心他们在最后一刻会改变主意。其实，公章就在她手边，她太紧张了。我看见她将公章从旧信封里取出来，朝它呵了一口气，接着就是“啪”的一声。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摘选自《博尔赫斯的面孔》，格非 著，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