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年前，只要面前的患者是肺癌软脑膜转移，我就会狠心而无奈地说：“回家吧。”因为该病是恶性肿瘤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发病率比较低，但是一旦发生，治疗的效果远逊于肺癌脑转移。患者痛不欲生，家属伤心欲绝。

　　但是，一段亲情改变了我的态度。那年，我的表姨妈找到我，说表姨父刚查出来是肺癌，头痛剧烈，精神异常，经诊断正是肺癌软脑膜转移。我只好跟表姨妈说：“回家吧，该干啥干啥。”表姨妈走后，又有表姨父单位的同事找到我说，这么好个人，怎么能就这样放弃治疗呢？我告诉他们，两三个月的生存期，还有必要坚持治疗吗？表姨妈很诚恳地对我说：“再困难，也要做一些尝试。不然，我怎么舍得？”

　　是亲情，打动了我。于是，我尝试着让表姨父进行了脑脊液的基因检测。检测结果提示他不适合接受靶向治疗，于是为他选择了化疗。

　　没想到3周后奇迹出现，表姨父的头痛消失了。3个月以后，他竟然实现了生活完全自理。3年半后，还生活得很好。

　　后来，由于连续收治此类患者，我开始将临床关注点集中在这个病种上。在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和上海市抗癌协会脑转移瘤委员会的平台上介绍我的经验，和相关科研单位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关成果整理成文。

　　一步步走来，有时我扪心自问，如果不是对表姨妈的感情，我会起心关注这个危重疾病，直至后来在临床工作中小有收获吗？再回想当年，如果不是父亲得了肾绞痛那次遭遇的繁琐就诊经历，使我立志要让患者看病不再繁琐，我会坚守这个有时感觉有点“鸡肋”的专业直到现在吗？

　　都说做医生要理性不要感性，我却要感谢这一份“感性”，让我有幸步入救死扶伤的神圣殿堂，让我能够在遍地荆棘中走得更远。

　　作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肿瘤科副主任医师  黄若凡

　　来源：健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