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顾名思义，就是将传统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基础上，阐明机理进而获得新的医学认识的一种途径。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两种医学体系，在应对疾病方面各有所长，优势互补。毛泽东历来主张团结中西医，倡导中西医结合，服务伤病员和人民健康。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道：“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良、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病都是用中医治疗，且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住200多名反“围剿”的伤病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2007年10月，陈可冀院士参观井冈山茨坪的红军医院旧址，他说：“井冈山是我国政府一贯提倡团结中西医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的发源地，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摇篮。”

　　1933年3月，汀州福音医院举迁江西瑞金，正式命名为中央红色医院。毛主席很重视中医，主张中西医结合给伤病员治疗。第一位中医是从上海请来的邓颖超母亲杨振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许多重要会议或其他场合，都十分强调中西医团结合作、互相学习等。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有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表达了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的初步构想，并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确定了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并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一个新方针。

　　1954年6月，毛泽东为筹备成立中医研究院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列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成立。并在周恩来总理组织安排下，从全国邀请一批著名中医到中医研究院工作。随后，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并且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这些措施，对于提高中国的医学科学水平、在全国范围开展群众性的西医学中医的活动起了促进作用。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学术界认为“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即源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和论述。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和老师，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时常交往，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医博大精深，是国之瑰宝。中医所强调的整体观念、阴平阳秘、辨证论治、扶正祛邪等都有自身特色。但中医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和不足。经过和施今墨的深入切磋和虚心请教，一段时间酝酿后，王季范和施今墨联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是中国的医疗发展方向”的建议。毛泽东看到后，非常欣赏。他表示，我个人很同意王老和施老的见解，但这个问题，不好由我这个当主席的出面来下令去执行。这是个学术问题，最好将他交给学术界去研究讨论。

　　1959年1月21日，毛泽东批发邓小平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再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对待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问题。

　　新中国有关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在中国开创了举世瞩目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均与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相关。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极具有战略意义。一方面，在目前尚无有效药物的情况下，西医强在病毒的鉴定、相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危重患者生命支持等，而中医在调控机体、增强对疫病的抵抗力方面拥有千百年的经验。另一方面，参与一线救治的医护人员，既有中医也有西医，能够结合各自的专业背景进行全盘思考，努力实现最佳治疗效果。特别是有中西医双重背景的医生，更能够从患者整体出发，做到中西医互补，避免“中西医并用”可能导致的相互重复或抵消，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冠肺炎治疗经验。

　　本报记者  汤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