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时，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是个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后来失去嘉靖皇帝的宠信而被免职，并被投入狱中。御史邹应龙和林润等人历数其罪状，把严氏父子陷害杨继盛、沈炼二位忠臣的事情大肆渲染。他们把奏折给首辅徐阶看，徐阶看过奏折后一笑：“若依照你们所上诉状，必定会让严世藩活得更自在。杨继盛、沈炼受诬被杀，天下痛心。但是，这两人被逮都是出自当今皇上的旨意。你们在案中牵涉此事，正触到了皇上的忌讳，如果奏疏上述，皇上看了，必定认为我们是借严氏父子这件案子影射他圣裁不公。到时候，严公子不仅无罪，日后说不定又能重新得以大用！”徐阶从袖中掏出自己早已写好的状疏，说：“立即按此抄一遍上奏即可。”

    此时，在狱中的严世藩早已打探到先前大臣们奏折的内容。他对亲信扬言：“你们不必担忧，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出去。”过了几天御批的奏折下来，所列罪状中无一字提及他陷害忠良，而是指控他与倭寇头子汪直阴通，准备勾结日本岛寇，同时引诱北边蒙古人侵入，意在倾覆大明王朝。听说奏折内容有此变化，严世藩顿时大惊失色，连呼：“完了，完了”。

    因为嘉靖年间正是倭寇祸害东南最为严重的时期，汪直之流与倭寇等内外勾结，使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生灵涂炭，剿灭倭寇是皇帝的头等大事。而严氏党羽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倭寇暗中勾通，自然是绝对不会为皇帝所容忍的。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严世藩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被处斩。曾经权倾朝野的奸相严嵩也被免职，不久即在困顿孤独中死去。

    后人评价这件事，批评徐阶使用严嵩常用的栽赃陷害的办法来除掉严世藩，是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善的目标，是对善的玷污。但是公允地说起来，很多善只能用效果来验证，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且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徐阶的策略可以说是深刻地把握了与嘉靖皇帝过招的关键所在。能用真实的罪名让严世藩伏法，是徐阶等大臣所喜欢的，但却是嘉靖皇帝不喜欢的。而杀掉“私通倭寇”的严世藩，则是嘉靖皇帝喜欢的，但同时会让徐阶等人背负上道德的压力。

    单独上奏严世藩陷害忠良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换一种方式，把陷害忠良和私通倭寇一起罗列到奏折中，效果又会如何呢？嘉靖皇帝会不会驳回第一条罪名，而以第二条罪名处决严世藩呢？很遗憾，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嘉靖皇帝毕竟不是现代社会中的国家元首，有逐项否决的空间。对他来说，只有全盘通过和全盘否决奏折的选择。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嘉靖皇帝在这场博弈中能够占得优势。因为皇帝的决策空间有限，因此徐阶等就只能妥协，选择一个能够让嘉靖皇帝接受的上奏策略。

    （摘自《发现》第8期 王春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