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安徽宣城开发区原主任周先义落马。案发前，周先义曾提出提前退休的申请，但未获批准。如果他的申请获批，或能逃过牢狱之灾。据办案人员调查，周先义“落马”前已经与一家平时受他“关照”的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一旦退休，就到这家公司工作，享受高额工资。他最终没能成功通过这道“官商旋转门”。

    五花八门的“旋转门”

    2008年1月，重庆市大渡口区原副区长顾绯突然辞职，到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职。顾绯官至副厅级之时年仅36岁，正值仕途得意，被认为很有前途。他的这一举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辞职3个月后，顾绯就被纪检专案组抓获，他辞职的原因也因此浮出水面。原来，就在顾绯辞职前几个月，重庆爆发了房地产“窝案”，多名厅级官员落网，而顾绯与落网官员关系密切，早已牵扯其中，为了脱身，他匆忙辞职。事后查明，他在任期间受贿160多万，并低价购买了多套房产，最终获刑14年。

    另外一个案例，则成为“官员通过下海洗黑钱”的典型。甘肃省清远矿务局兰州办事处原主任王某在职期间贪腐获利达250万元，由于担心被查出，遂通过辞职下海开办公司的方式试图“洗白”黑色收益。

    然而，近年还出现了一种更为隐秘的情形。那就是官员在任期间已经完成了向外的利益输送，但并没有兑现报酬，而是在辞职下海之后，再收受贿赂。2008年，已经辞职3年的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前审判员杨某，因受贿被判处11年。经过调查发现，杨某早在2002年就帮助一个拍卖行老板低价取得司法拍卖的一块地。2004年辞职后，该老板以入股和现金等方式给予杨某回报。受贿行为虽然发生在辞职之后，但这种情形依然构成中国《刑法》里的受贿罪。如果说上述几种下海类型在进入“旋转门”之前已经“带病”了，那么有一种官员虽然以清白之身进入商界，却利用了官场上的“剩余资源”，获取不当利益。

    2009年，曾任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副区长的刘有贵， 在任期间看到有机会低价获得大幅土地的使用权，很快就办理了辞职手续，开办房地产公司，利用原有职务的关系网，圈了一块1514亩的土地，然后高价转让，从中获得巨额利润。最后他因为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

    一般认为官员下海是为了在经济领域有所抱负，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因此常理而论，“油水”越少的部门，离职的可能性越高。然而有趣的是，有学者对广东省公务员辞职的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实权”部门的公务员辞职的比例反而高于“清水衙门”的公务员。这一结果值得深思。

    治理难题

    事实上，早在2004年，中央就已经发出了《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离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离职做出了类似的限制。

    《公务员法》还规定了官员离职后违规就业的相应处罚：由其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罚款。但这一条款也几乎成了“睡美人”。

    仅证券行业而言，监管官员到证券公司任职的情况就很普遍。据统计，截至2009年，就有近50名证监会工作人员到基金和证券公司担任高管职务。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肖时庆曾“两进两出”证监会和证券企业，2011年4月底，他因受贿1546万元和内幕交易获利约1亿元，被判处死缓。

    2009年，国家出台《公务员辞去公职规定(试行)》，规定官员离职3年后应当向原单位报告离职后的工作情况，如果发现违法所得，则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然而这个措施几乎没有可操作性。不说原单位是否有动机监管离职官员，中国尚未建立官员财产申报、财产公开和经济审计等配套制度，也很难认定官员的哪些收入属于违法所得。

    香港经验值得借鉴。在反贪腐体系严密的香港，针对离职和退休公务员有严格的限制。公务员离退后，在6个月或1年的禁制期内不得从事任何职业。禁制期结束后，是2到3年的管制期，如果要再就业，统一向公务员事务局提出申请。2008年，香港房屋署前署长梁展文过了禁制期后申请再就业获批，到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职。但公众很快发现，这家公司曾在梁任职期间，在他手上获得了一个地块。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利益输送，但迫于舆论压力，公司很快就与梁展文解除了聘用合同。公众监督的高效性源于相关信息的透明。

    官员下海一度被认为是时代的进步。24年前原深圳市副市长叶澄海辞官经商，踏遍美国、南美等地，如今其资产估计高达34.09亿元。冯仑、潘石屹等同时期下海的官员也都成了行业中的佼佼者。如何让“官商旋转门”转出创业神话，而不是化身贪腐输送通道，这个话题应当引起更大关注。

    （摘自《南风窗》第15期 叶竹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