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社会”的回潮

    近年来多地发生公务员考试“定制”报考条件、萝卜招聘、面试打招呼、更改考试成绩等现象，以保证官员亲属在公务员考试中胜出、把没有关系的普通平民子弟拒之圈外。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地方甚至将本已通过考试的考生通过体检舞弊的方式拒之门外。

    去年山西长治公务员考试中，在笔试面试中过关的考生被判为体检不合格而出局，后发现是体检舞弊的结果。考生陈彬参加贵州公务员考试总成绩第一名，也因体检结果被人做文章而没有被录用。最近东南大学毕业生唐海情的遭遇更加离谱，成绩第一名的她却被以体检中检测到梅毒血清为由拒绝录用，但非指定医院的检测却证明其并无梅毒。

    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显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3年、5年乃至10年、100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而去年某北大博士一项引起学术圈轰动的调查则表明，在一个化名为“中县”的地方，重要的公务员职位获得者，大多出于本县的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

    类似的事件和数据，都显示出中国政治精英的圈子似乎有自我封闭、内部循环、认身份不认能力的趋势。

    入门不公最易引发民愤

    有调查显示，干部家庭的子女容易获得政治精英的身份，更多地表现为入口处的不公平。之所以政治精英选拔的“身份取向”会让公众在观感上有如此强烈的印象，恰恰也是因为这种身份取向的选择存在于这个入门阶段。这个阶段离老百姓最近，最关乎他们子弟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政治精英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唯一一个可以由老百姓直接参与的阶段。因此在这个阶段所发生的腐败是最令人痛恨的。而对那些被以各种名目拒之门外的平民子弟来说更是如此：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优势或劣势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质量。

    同时，通过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使子女获得区位优势，还属于一种戴着面纱遮遮掩掩的间接继承，不至于引发更大的民愤。但如前所述的通过直接的修改分数、打招呼、体检作弊等方式将干部子女塞进体制，则是将原来的面纱一把撕下，使得政治精英的代际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又退化为以身份为指向的直接继承，这对政治文明和公众情感的伤害是相当巨大的。

    资源紧张下的最佳选择

    当前中国社会的真正危险之处在于，不仅在公务员职位的提供方面，其实社会各个领域的资源分配都已经变得非常紧张。这当然是由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即由于许多社会资源被垄断，导致大多数人要为争夺余下不多的资源而斗争。而当社会不平等程度大的时候，不同阶层的父代将社会资源用于其子女的相互差别也就越大，而子代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就越大。于是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的身份壁垒就会显著增高，垂直流动趋少。同时，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在阻碍着社会成员向上流动。

    同时，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人们对权力和权利的想象和期待却空前地扩散了。中产阶层、经理阶层、白领工人的出现，都使阶层结构复杂化，新生的阶层及其子弟试图要分享政治精英的权力。

    斩断“身份继承”链条

    许多政治精英会选择让子女实现“身份继承”，也说明政治精英在分配社会资源方面的选择其实已经不多了。以往的政治精英子女很多会选择经商、出国、成为技术精英等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但是现在这些非政治的圈子里成功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其原因也耐人寻味。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商业、学术、技术等各个领域都遭受侵蚀，导致越是远离权力中心的领域，越缺乏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包括商人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在感叹谋生不易。

    所以一个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当政治精英试图为子女打造更好的前途时，却发现这个社会的其他领域已经被过度的行政权力所破坏，前景堪忧。于是就只好将子女送回自己的圈子里，保证他们通过行政权力获利。而“身份继承”的结果注定会降低这个群体的质量，同时也关闭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阀门，从而危及到政治精英自身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阶层长期严重固化也将导致精英阶层本身处境的恶化。

    面对“新身份社会”的危险前景，我们必须承认，并非少数公务员职位的得失，而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才是身份和阶层固化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根本的解决方式仍须着眼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并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而要获得执行这个解决方案的动力，应由集团内部具有最大利益的成员致力于问题的解决；或者藉由外部的制约斩断成员与“身份继承”行为之间的利益链条，即民主监督。  （摘自《南风窗》第17期  唐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