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1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逝世于北京家中，享年95岁。作为继胡适之后，最著名的“新红学”代表人物，周汝昌对《红楼梦》的考订、解读均成绩斐然。他的逝世，意味着那个红学时代的结束。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懋斋诗钞》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

    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总理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文革”结束后，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才又一次回归学术本途。他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尤其是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近年出版的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指贾宝玉最终与史湘云的结合，等等。

    从1979年直至离世，他一直住在北京城东红庙一套普通的三居室里，杂乱的书籍几乎占据了全部空间。

    周汝昌打小患有中耳炎，右耳戴助听器还很难听见声音，而由于长期搞研究工作，两眼也几近失明，视力只有0.1。

    女儿周伦玲说，临终前一天，老人头脑依然清醒，“躺在床上，让我给他读他自己早年写的红楼梦相关研究，不过后来我自己不忍心读了……”老人交代了后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也别开追悼会。这印证了《葬花吟》的那句话：质本洁来还洁去。

    （综合《齐鲁周刊》、《看天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