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赴长沙录制专供节目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们台里的几位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

    开始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云云。

    播出传统戏引来观众质疑

    1974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侥幸心理，万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1975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于是群情振奋，不必细说。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 

    半夜三更随时待命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毛泽东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我们随后也回到北京。稍事休整，我们马上又投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篇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

    二次南下专录湘戏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珪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猜测到，可能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1976年7月16日，我们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

    （摘自《钟山风雨》 黄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