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你曾说过，现在的你更愿意从“人如何才能活得好”这个出发点来谈社会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那么，在当下的社会里，人究竟要怎样才能活得好呢？
周保松（知名学者）：在回答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其他几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是什么。你只有对“我”有了解，知道人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才能活得有价值；其次，我们要知道“我”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才能实现这些价值。人不是活在真空之中，而是活在真实的社会当中。文化、传统、制度、语言都是我们活着的背景，都会从出生起就影响我们。
“我是什么”跟“我活得好”是相关的；“我活得好”同“我活在怎样的社会”又是相关的。
南都：在你的理解中，“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周保松：我认为，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人有自由意识、反思意识和价值意识，有能力思考意义和道德问题，同时可以对自己的欲望进行评价。所以在政治制度上，我们要保障一系列的基本自由。
除了自由外，人作为生物体，过得好还必须要吃得好、睡得好、住得好。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人就会活在悲惨的状态。所以我们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包括食物、居住、医疗和教育等。这些东西必须由政府来提供，而不能完全倚赖市场。市场的逻辑是优胜劣汰，如果完全由它来决定一切，许多在竞争中失败的人就会活得很不好，因此我们需要一定的社会保障，才能让所有人有机会活得好。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人并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世界，而是活在一个社会网络。我们生命的意义，相当程度上是这个网络提供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平等的权利。
南都：你强调的自由和社会福利，受一定的社会制度决定，那作为个体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周保松：如果我们能把“活得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诸如自由，权利，民主，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等建立起来，社会就会比较公正。但个体在面对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过时，最后仍须自己来回答，仍须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人生规划来作决定。
如果没有选择，我们的生命就是由别人决定的，这个“别人”可以是家长，是党，是一个不知名的外来者。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不是真正活出自己的生命，你不是你生命的主人。
南都：你提及的这个观点，很重要的内容是有一个自由的制度在保障。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坏的制度该怎么办呢？
周保松：这点的确让人很苦恼。当我们活在一个很不公正的时代，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试图去改变现状，其他人却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那我必然会付出很大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不行动，甚至选择加入现有体制，难道不是最理性的吗？有人会说，既然这样，不如独善其身吧。但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活在社会网络之中。
南都：对大部分人而言，可能随波逐流让他们感觉更好一些。
周保松：对，如果制度是不公正的，我为什么要去做个公正的人？做一个公正的人可能还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和代价。也有很多人说制度太强大了，个体太渺小了，我们注定无法改变，唯一方法就是一起玩这个游戏。虽然游戏规则不公正，但只要我自己玩好就好了。
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做个公正的人”和“活得好”对立起来，公正意味着对自己不好，不公正则意味着能拿到更多好处。很多人抱这样的观点，我觉得也易理解。但我们可以试试换个角度来思考：会不会做个公正的人，其实本身可以构成你活得好不好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将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看作一种负担，一种外在要求，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举例说，如果你的一生，没有真正关心过其他人，没有好好同其他人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关系，没试过坚持一些道德底线，没试过罪疚和羞耻，那么即使你很有地位很有钱，你的生活却没有信任、关怀、公正和爱。这样的生命，称得上美好吗？
南都：但这个是我们可以选的？
周保松：一定程度上可以选。很多人会很容易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后很容易一直将底线往下调。问题是，这个下调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而且，这是一个活着的态度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总是相信生活没有选择，那么就很易对自己没有要求，而这是不好的。
南都：至少现在我们还是具备这个选择的空间。
周保松：即使没有，我们也要有意识地去创造这样的空间。我们做一件事，无论多么微小，其实都是在改变这个世界。好比我做老师，如果我用心教好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的生命会因此变好，而学生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因此也跟着变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退一步讲，即使我改变不了其他人，我至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选择过有道德的生活，我选择行善不作恶，就会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
我相信很少人会说，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一个没有基本物质保障的社会，一个彼此关系很差的社会，人会活得好。
（摘自《南方都市报》7.8 周保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