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诗人王小妮飞赴海南大学任教。六年过去，她发现，现实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她决定放弃了。

    2005年，诗人王小妮和一群诗人在海南大学成立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每年的秋冬两季，他们都会从各自的城市飞赴这个海岛，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朗诵和谈论诗歌，同时又能在春天和夏天继续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城市。

    不过现实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当诗人们到海岛没多久，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就因学校领导层变动成为一个空壳，王小妮和她的诗人朋友没法安心写诗，他们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课程和不断扩招的学生。

    在一群为了饭碗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学生面前，王小妮发现，谈论诗歌是多么不合时宜的事情，她宁可提前十分钟下课让学生到饭堂吃到一口热饭热菜，因为这更现实。她曾期望通过谈论黄家驹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但她没多久就发现，学生们根本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在一个班上，只有一名学生知道王小波。

    尽管王小妮已经尽力把课上好，有课的几个月几乎不再写别的东西，尽量推掉校外活动，腾时间看更多的作业，听任何一个愿意说心事的学生的故事，并且她也发现，同一个她教过的学生，一年级的时候和四年级的时候已经完全换过了不止一个人，但她还是决定放弃了，“我从上课中找到了乐趣，但我想保全我自己，我注定是无法和体制正常相处的人。”王小妮说。

    去年12月，王小妮将这段教学生涯的“教后感”结集出版《上课记》，反思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

    她没有打算再去海岛，但她认为，在今天，一个自认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如果有讲课的机会，哪怕白讲，没有钱，只要没有一个糟糕的体制，她还是愿意和学生在一起。

    “稀里糊涂”去了海南大学

    王小妮回忆说，当时的校长是八十年代人大的毕业生，估计他喜欢诗歌，想成立一个诗歌中心，于是找了多多、唐晓渡、耿占春、徐敬亚和我。我就稀里糊涂地去了，档案也调了过去。

    我的课都是提前几天准备，不用教材，刚上课时只有一页讲义。我实在受不了讲一样的课，一定要讲得不一样，重复讲，那不是念经吗？ 

    我在海南上课的四个月，一首诗都写不了，我不觉得可惜，对这个社会来说，写诗的人是没用的人，你做点有用的事，内心会有一点宽慰。

    为什么又放弃了在那里上课

    面对记者提出的“你为何又放弃在那里上课”的问题，王小妮说，不好玩，教授阿谀奉承，毫无风骨，还有就是开会，就我参加的会议，没有一分钟说到我们怎么设置课程，怎么把课讲好。大学老师是计件工，上课就给你折成钱，有的老师为了挣钱，不停地上课，一周要上三四十节。在大学的经费列表中，还有版面费，也就是说你可以拿这个钱去行贿，去买版面发论文，这真是让我开了眼界。

    王小妮坦然地述说，当时去那里是觉得挺好玩的，不用上课，写写东西就好，刚到海口时，房价才八百块钱一平方米，在那儿度假也不错。看来我是无法进入任何一个体制的，我在电影厂前后待了十多年，但我从来没有跟电影有什么真的关系，就像我在大学，也从来没有和大学有什么真的关系一样，我始终无法融入体制。我跟这个体制就是隔膜着，隔阂着，没有碰它，也没有钻进去，它矫正你，你就退后一步，再矫正，再退后一步，现在是退到最后一步了。

    现在的学生“吃”比“诗”更重要

    王小妮说，前些天，我发了一条微博，对现在的学生而言，到底念一首诗对他们更需要，还是念一张菜谱对他们更需要，他们可能更想听川菜菜谱，刺激一点的，油很大，比听一首诗更高兴。

    在海南大学会有很多的贫困生，听说有在别人后面捡剩下来的食物吃，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背海子的什么春暖花开，肚子咕咕叫，等着走人，我给他们上课中间不休息了，然后提前十分钟下课，这样他们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抢在别人前面去，省得排队。

    我后来也想，这些贫困的孩子，会不会一旦站稳在这世上后，他们对权力的欲望和对钱的欲望是否会变得更为急迫？而如果一直处于最底层，那么他们的生命质感又在哪里，诗意、敏感在贫困的孩子身上已经很少见和太短促了。

    大学让人有些看不懂

    王小妮接着说，以前的学生都是想做大事，现在就是能当逃兵就当逃兵，躲起来，为什么，因为不安全，他们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只有变成了公务员，被组织控制了后，他就觉得控制了他自己，如果他没有被控制，他就无所依靠。

    王小妮认为，作为大学老师，起码应该认真上课吧，认真上课挺复杂的，比如说你要不要认识学生，大学老师可以不用认识学生，没必要，这本身是可笑的。真正的老师看了这本书肯定要笑的，我似乎有点大惊小怪了，很多东西都是习以为常的，反常已经成为了常态，这就是我们的大学。所以你不要把我写成好老师，我远远不是。

    （摘自《南都周刊》3.26 钟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