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7月31日，被囚禁的进步大学生波古柳博夫因在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面前没有行脱帽礼，竞遭到毒刑拷打。此事在俄罗斯民间引起轩然大波，女青年薇拉·查苏利奇愤慨至极，1878年1月，她只身从外省赶到彼得堡，朝那个臭名昭著的家伙射了一颗子弹。

    薇拉当场被捕，后移交有陪审团参加的公开审判。她给人的印象是聪慧、和善，完全一副柔弱女性的模样，人们很难将之与“凶手”一词联系起来。

    审理开始了。薇拉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而是再次指控特列波夫惨无人道的暴行：“迫使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再次接受鞭笞和酷刑，这是多么残忍。我觉得，绝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过去。我在等待着，可人们都保持缄默，特列波夫依旧有恃无恐地一次又一次滥施淫威。当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改变这种状况时，便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证明：绝不能让这个残酷凌辱人类个性的人逍遥法外……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可怕的，但我意识到，必须这样做！”

    法庭辩论异常激烈，被告的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薇拉蓄谋杀人虽是事实，但她并非出于私心和个人复仇，而是为了保护另一个人的思想和名誉。在她的动机中有一种正直而崇高的热忱。这个柔弱的少女勇敢地举起了自己的手，去制止践踏、凌辱人类尊严的行为，她担负起了整个时代的职责……”律师的发言震撼了整座审判大厅。最终，陪审团宣告薇拉·查苏利奇无罪。

    开始，大家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后来媒体、民众便明白了——那位律师，那些陪审员，他们也是“人”，也是“生命”，他们心中也藏着一个小小的“必须”，一记伟大的冲动：无论如何，我必须站在正义的一边，必须对得起这位美丽的姑娘，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她无私的英勇和付出；无论如何，要给她和她的亲人一个惊喜，给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一个惊喜。

    生命是有尊严的，生命的权利和梦想是有整体感和连锁性的，不能因为罪恶暂时没有落到你的身上便暗自庆幸，不能因为老鼠没有窜上你家的炕头便高枕无忧——今天可以是他、是她，明天就可以是你、你们。罪恶蔑视的乃每一个，而非某一个。她最大的珍贵在于：那件事终于有人做了！

    （摘自《廉政瞭望》第1期 王开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