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需要数据来确诊，因此有时医生会采取全面检查的手段，其中哪些检查是正确诊断所必需的、哪些是多余的，都是由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而定的，因此，对过度医疗的判断也就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这种情况之下，“过度”的说法也就应运而生。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近日在媒体公开表示，在美国，40%的医疗是无效的；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已经非常突出。（12月13日《科技日报》）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我国却常常被颠倒。据统计，国际上每年每人输液的平均水平是2.5到3.3瓶，但在我国每年却是人均8瓶，凭此也让我们成为输液大国，而过度输液不过是过度医疗的一个小小缩影。

    调查发现，过度医疗几乎充斥医院所有科室，并不难理解。这首先与患者有关，某种程度而言，人们在厌恶过度医疗的同时，客观上又成为过度医疗的推动者。拿输液来说，很多患者第一反应或许是拒绝，但听到其可以更快让自己痊愈时，往往最后还是会选择，这种急于痊愈的心理给过度医疗提供了市场。

    其次，过度医疗也有来自医生规避医疗风险的考虑。正如新闻中的医生所言，“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医生在诊断治疗过程中通过多开检测项目和药物来自我保护”。医生这种多开的检测项目和药物被称之为“防御性”项目，主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避免自身吃官司。据一项调查显示，在300名全科医生中，有98%的人承认自己开过类似项目。

    当然，过度医疗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医院公益属性的退化。一段时间以来，医院过于强调市场属性，以药补医，乃至医务人员的收入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这不仅模糊了医生角色定位，也让医院在利益驱使下逐渐丧失其公益性。

    明确了过度医疗产生的原因，后面只需对症下药。一方面，要明晰医生的角色定位，让其回归纯粹；另一方面，要改变患者的就诊观念，让其理性就医。而这些，说到底仍需通过充分的医疗体制改革去破解。■李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