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县天堂镇刘家村青年刘富田外出打工11年杳无音讯，70多岁的父母刘先旺和邱富姣贫病交加中盼子回家，泪断肝肠。副镇长欧阳大柱得知后，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寻人，但其失联不符合相关的立案条件。欧阳大柱在照料、安慰老人的同时，多次自费去广东寻人未果，最后借助中央电视台、华声在线等媒体力量，终于寻回了刘福田。（见本报今日A07版）

    欧阳大柱的所作所为，也许算不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在当事人的心目中，这就是天大的事。所以，欧阳大柱的行为感动了华声在线，感动了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也感动了刘家村的村民。在中国滚滚而来的城镇化时期，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这位基层副镇长的作为，实在是具有行政上的“标本”意义。

    众所周知，取消农业税后的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其主要职能面临大转型。政府的管理职能大为削减，而服务职能逐步拓宽。在现实语境下，大部分基层官员远没有从思想上、行动上转型过来，往年挨家挨户的农业税不要收取了，农林牧等专业方面的事又有专业人员去处理，基层官员应该做些什么呢？有些事，比如扶贫帮困，比如救急救难，如果真心去做的话，可能是无底洞，甚至费力不讨好；而你若不去做的话，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强制你必须去做，少管事就少出错……基层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了。应该说，十八大后，机关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变，服务型政府已现雏型，但显然，欧阳大柱这样的“热心镇长”还是太少了。

    即使是欧阳大柱，在为刘先旺和邱富姣两位老人救急救难时，也未必是从服务于民的高度去认识，他把这当作是做善事，基本上是自费去帮助刘家。是故，村级两委见欧阳大柱出力又出钱，过意不去，提出给报2000元差旅费，被他婉言谢绝了。也许欧阳大柱是低调做事，也许他确实没有多去考虑。实际上，为群众帮危解难，就是政府官员的职责所在。而我们所有的规范性文件，惟独在这方面规定得模糊、宽泛，难以操作，可做可不做，大多倾向于可不去做。在这个意义上，欧阳大柱为基层官员做出了榜样，更为基层政府的制度设计打开了一扇通往完美的窗户。

    欧阳大柱好样的！我们为你点赞。■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