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困扰中国的生存环境危机是全面的，雾霾及其它问题是相容相生的。因此，当我们欢呼三十年走过西方一百年的工业化奇迹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江河满目疮痍的景象，不得不反思人定胜天和权力不受约束个别人拍脑袋决策的严重后果。

    生存环境危机是最大社会公共危机之一，政府和民间上下形成共识互动无疑是必须的，其中政府又是决定成败的最主导要素，而解决好社会历史问题切割刻不容缓。所谓切割，就是不管过去如何，现在就此切住，与过去行为彻底告别。要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完成隔断式的社会切割，政府应最先行动，并解决好三个匹配。一是依法治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领导干部必须带头遵守法律，法大于权;二是公共决策必须广泛形成民主决策的机制;三是允许社会监督，并保证监督者不受打击报复。

    不受约束的权力，不仅会造成绝对的腐败，也会导致环境的绝对破坏。这已是被无数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事实。

    解决环境修复问题，固然要聚集财力，但着力点不能放在加大民众负担上，应是在已有财力上搞好分配，加大环境修复投入，减少社保之外的其它开支，同时，鼓励社会有偿投资参与。破坏环境得利者逃之夭夭，让留守者殚精竭虑，本身有悖论。

    为了修复环境的千秋大业，GDP增长即便阶段性下跌，都是值得的。开宗明义并执行透明，民众过段苦日子，相信大部分会理解。中国财富增长已达到了一个阶段极限，社会公平和环境修复意义超越财富的简单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