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困扰中国的生存环境危机是全面的,雾霾及其它问题是相容相生的。因此,当我们欢呼三十年走过西方一百年的工业化奇迹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江河满目疮痍的景象,不得不反思人定胜天和权力不受约束个别人拍脑袋决策的严重后果。
生存环境危机是最大社会公共危机之一,政府和民间上下形成共识互动无疑是必须的,其中政府又是决定成败的最主导要素,而解决好社会历史问题切割刻不容缓。所谓切割,就是不管过去如何,现在就此切住,与过去行为彻底告别。要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完成隔断式的社会切割,政府应最先行动,并解决好三个匹配。一是依法治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领导干部必须带头遵守法律,法大于权;二是公共决策必须广泛形成民主决策的机制;三是允许社会监督,并保证监督者不受打击报复。
不受约束的权力,不仅会造成绝对的腐败,也会导致环境的绝对破坏。这已是被无数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事实。
解决环境修复问题,固然要聚集财力,但着力点不能放在加大民众负担上,应是在已有财力上搞好分配,加大环境修复投入,减少社保之外的其它开支,同时,鼓励社会有偿投资参与。破坏环境得利者逃之夭夭,让留守者殚精竭虑,本身有悖论。
为了修复环境的千秋大业,GDP增长即便阶段性下跌,都是值得的。开宗明义并执行透明,民众过段苦日子,相信大部分会理解。中国财富增长已达到了一个阶段极限,社会公平和环境修复意义超越财富的简单增长。